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会讯第二期

2006年12月08日 17:01 webmaster 点击:[]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会讯第二期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
会讯
2003
年第2200312月 中国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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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单位: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 主编:万辅彬 执行编辑:黄世杰,韦丹芳
地 址:广西南宁市大学路80号广西民族学院科技楼西侧楼201
邮 编:530006,电话:0771-3262598 3260598电子信箱:nahanh@soh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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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科技史沙龙之一:科学史研究方法……………………………… … [02]
科技史沙龙之二:《壮族科学技术史》的编写问题………… [03]
科技史沙龙之三:国际科学史研究动态……………… ……… ……[04]
科技史沙龙之四:传统工艺的研究……………………………………[05]
科技史沙龙之五: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学科建设问题…… ………[07]
科技史沙龙之六:关于《科学史研究方法》……………… ………[08]
科技史沙龙之七:铜鼓文化的发源、传播及其多样性…… ……[09]
科技史沙龙之八: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讨论会…………… ………[11]
简讯………………………………………………… …………… …[14]

科技史沙龙之一:科学史研究方法

2001415,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理事长、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万辅彬教授发起、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与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共同组织的科技史沙龙第一次活动在广西民族学院院长办公楼会议室召开。参加本次科技史沙龙会的代表有来自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大学、广西区党校、广西区博物馆、广西民族医药研究所、广西中医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共35人。
这次活动由万辅彬教授主持,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陈久金研究员主讲。陈先生阐述了科学史研究方法的问题。他认为,在科学史研究中方法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由于科学史在中国的起步较晚,作为科学史研究方法这一理论问题很少有人涉及,直到现在还是个薄弱的环节。在会上,他从选题、文献资料的搜集、文献的分析方法、撰写成果的方法等四个方面详细总结了他的研究心得。关于选题,他认为必须要符合四个基本的原则,即需要性原则、创新性原则、科学性原则和可行性原则。而文献资料则包括文物考古资料、社会调查资料。他特别强调古代文人往往脱离社会生产实践,脱离劳动人民,所以大量的发明创造没有记载下来,为人民所遗忘。有的虽有记载,只是一鳞半爪,难以求其真。为了克服这些缺点,科学史家应该而且可以走出书斋,作社会调查,以补充文献资料的不足。由于广西是个少数民族地区,历史上关于广西的科技文明记载不多,在广西做科技史研究,社会调查更为重要。在谈到文献的分析方法时,他认为一个成熟的科学史家应能够熟练地掌握一种或数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的课题和场合,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他指出,在科学史研究中,下面这几种研究方法是很重要的,这些方法包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观察分析、逻辑推理、科学假说、实验和灵感。在谈到撰写研究成果时,他指出一个合格的科技史工作者,应该做到以下几点:一是史学家要注意的四长:史德、史学、史识和史才,二是提倡从事专精研究,三是史学研究中的三个要点:勤抄录、练习阅读的注意力、逐类搜求,四是不要为成见所蒙蔽,五是注意文字的训练,写出来的东西力求有文采。
此外,在会上,陈先生还谈到了目前国内科学史研究的主要工作及国际交流与合作问题。最后,陈先生简单扼要地介绍了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兴起问题,并给与会的年青学者和研究生的研究方向提了一些意见,他强调,年青人做学问应该发挥专长,既包括研究者的特长也包括研究者所处地区的优势,他还语重心长地希望年青学者学好外语,以便加强国际交流。
与会的专家、学者们对陈先生的讲话,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些讨论包括:研究近代史和现代史成为热点问题;应加大力度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以抢救传统文物;壮医的研究问题;选题是否应具有实践性等问题。(韦丹芳)

科技史沙龙之二:《壮族科学技术史》的编写问题

2001516,在广西区党史研究室举行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科技史沙龙第二次活动,这次活动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理事长、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主任万辅彬教授主持,陈国清和覃尚文主讲。这次沙龙活动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壮族科学技术史》的编写问题。
陈国清首先介绍了《壮族科学技术史》编写的组织情况:(1)经费来源是政府给一部分,自筹一部分;(2)写作人员均是自我推荐,都很乐意完成此项工作,同时所有写作人员均是副教授和教授,拥有很高的学术水平。
覃尚文则从以下三个方面介绍了书稿的写作情况:
1)选题原则,选题应具有五性,即开创性、全局性、服务性、现实性和可能性。开创性是指要开拓创新,前人没有做过的、冷门的东西;全局性是指科研要影响全局或局部;服务性即为什么服务的问题,研究要为人民大众,为两个文明服务;现实性即此课题确实存在于我们现实中,有些即使不是很显著,但一经发现,则有如发现矿;可能性即是指是否能够实现的问题。
2)选题的目的。一个民族的自尊心、自豪感源于该民族的文化,而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应该是自然科学,在几千年的历史中,中国的科学技术成就遥遥领先。而壮族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民族,中国的文明史也离不开壮族的文明史。而壮族有许多东西可研究,如壮族是最早的稻作民族之一,是最先栽培麻、棉,采珍珠的民族之一。还有壮医、壮学,都很有特色,并有所成效,花山壁画有许多谜仍无法解开。壮族的科技对中国的科技有很大贡献,壮族的科技是壮族人民智慧的结晶。壮族的科技从纵向比有很多先进的东西,横向比尽管整体上比汉族差些,但也有一些比汉族高,这有利于增加壮族青年的荣誉感、自豪感。青年人如果埋头苦干,在广西也能成长,当然,我们既不能是大民族主义,也不能有民族虚无主义的意识,应该正确认识壮族的科技。对壮族科技史的研究可以为两个文明建设出谋划策。壮族具有开放精神,易与他族沟通,也易与其它民族融合,在科技上也易于接受他族的先进文化,排外是错误的。以史为鉴,可以加速现代化的建设步伐。
3)愿望与可能。领导的重视与支持;编委有30多人,而且均为专家、教授;有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
在讨论中,原广西科委主任潘古认为壮族科技史研究,有利于民族团结、民族进步、民族未来。壮族的血统中也流着汉族的血液,民族的发展是个融合的过程,每一个民族都不能固步自封。在农村里,农民往往用对神的信仰来保护树,这也是一种对环境的保护。民间双重性质的东西很多,如何用科技来区分民间先进的东西,挖掘民族的历史很困难。最后,潘古还强调写史要现实一些,要多做调查,不要坐在书斋中凭空想象。
万辅彬教授在最后的总结中谈到,《壮族科学技术史》的编写,是在做一件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是很有意义的事。历史上所编的史多半是政治史、帝王史,唯独对科技史的记载寥寥无几,中国的科技史多为汉族科技史,从1987年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第一次学术研讨会到现在,虽然大家努力工作了15年,但仍只是开始。以前的研究多是分学科的,如医药史、铜鼓、农史等。现在编写《壮族科学技术史》是天时、地利、人和。万教授还对稿子的编写提了几点意见,一是在稿子中,通论部分的稿子存在的问题比较多。一定要写好。二是体例不够一致,各章风格有差异,应尽量统一。在书稿中应体现文献考证、科学研究成果的介绍。
又讯:《壮族科学技术史》几经修改,目前已交广西科技出版社出版,近日即将发行。

科技史沙龙之三:国际科学史研究动态

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现任所长、博士生导师刘钝教授于2001119到广西南宁市作了题为国际科学史动态介绍的学术报告。来自广西南宁市各高等院校以及科研机构的50多位专家学者和科技哲学硕士生们在广西区党校多媒体报告厅聆听了这场报告。刘钝教授的报告分五部分。一是科学史学科的发展概况,对科学史中的学科史与综合史、内史与外史、科学家写的历史与史学家写的历史,科学哲学中的实证主义传统与历史主义传统,编史学中的渐进论与革命论,90年代最新发展的潮流与动态等,都作了简明的介绍。二是国际科学史组织,介绍了国际科学史研究院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的组织结构情况。最近,中国学者(刘钝)第一次入选国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合会科学史分会主席团成员并担任第二副主席。第三部分是国际科学史会议情况介绍,主要回顾了近年来国际科学史大会国际中国科学史学术讨论会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这三大科学史会议的召开情况。第四部分介绍了几种国际科学史奖的概况。第五部分是关于国际科学史研究的信息渠道与信息来源,对若干著名的科学史期刊与科学史网站作了介绍。整场报告内容丰富、信息量大,非常实用。
刘钝教授在报告中特别强调,我国科学史研究者目前应该注意两点:一是要关注国际科学史研究的前沿与动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信息沟通,在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时,应着重考虑研究对象的新特点与新动向以及新的研究方法。二是要加强和改善史料方面的研究条件。史料是研究的基础,西方发达国家很重视史料的收集与编排,有相当大优势。我们要不断深入挖掘原始文献和古文物,才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刘钝博士最后指出,科学史的研究要求我们关注文化的多样性,这是世界的大趋势。跨文化的比较研究能使我们的视野更开阔,能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科学与科学思想的实质。在科学史的跨文化研究中,各国有各国的优势,中国的优势是明显的,我们应充分利用和发挥好这个优势。
参加学术报告会的广西学者与刘钝博士讨论了当前科学史研究的若干方向问题,并介绍了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最近的一些研究情况。

科技史沙龙之四:传统工艺的研究

2002226,在广西民院国际交流处小会议室举行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第四次科技史沙龙,这次沙龙由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理事长、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主任万辅彬教授主持,李晓岑研究员为主要发言人,内容是关于少数民族科技史和科技考古。
李晓岑首先阐述了对传统工艺进行田野调查的重要意义。在科学技术史上的意义。例如经过田野调查和文献考证,发现国内的手工造纸是抄纸法造纸,而浇纸法造纸是从东南亚传过来的。钟敬文先生也强调民俗学要加强对物质文化的研究。工艺学上的意义。云南现在仍有上万人在用手工的方法造纸,而造纸学会也觉得手工纸有待改进。这样,通过田野调查,可以为他们的研究提供参考的资料。民族经济上的意义。对传统工艺进行研究,还可以将传统工艺发掘成旅游工艺品,往这方面发展,政府部门也会重视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例如,在云南,东巴纸已被作为名片、政府部门的请柬,这样的开发对民族经济的发展也有很大的意义。而在泰国,陶器也被作为旅游产品,并且具有一定的经济效益。
李晓岑还介绍了他本人对传统工艺的一些研究。对原始制陶术的研究。云南的白族、纳西族、佤族和傣族仍保留有原始制陶术,可以通过现存制陶术来看古代的制陶术,这些保留的制陶术不仅是活化石,而且还有工艺美术上的价值。对纺织技术的研究。在纺织方面可以研究的东西很多,如麻、丝、棉、毛的纺织方法,织的技术、染的技术等等,而且它们的开发价值也是很高的。对酿酒技术的研究。通过对民间蒸馏法酿酒的调查,可以研究蒸馏法的起源问题。对传统机械的研究。传统的机械包括水碾、水碓、榨具等。金属器物。在广西、云南、贵州交界处,还保留有从矿石中直接炼锑、锌、汞的方法等。锡器的制造。东巴文字及制品都是用锡来做。金银的加工。铁艺的技术。
最后,李晓岑谈了研究的体会。他认为田野调查的方法是最重要的,同时在调查中应注意民俗的研究。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用文献的方法和实验的方法进行分析和研究也是很重要的。他还强调,在调查中应注意工艺背景、工艺流程、工艺与市场的关系、文化交流的情况、开发价值的研究、产业化的研究等。关于课题经费的申请,可以向科技厅、文化厅、旅游局、轻工局、经贸委等部门申请。
李晓岑的发言结束后,与会的专家、学者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万辅彬教授谈了广西对传统工艺的研究,这些研究包括蒋廷瑜的原始制陶的研究,纺织技术的研究,传统农业和水利机械的研究以及榨具的研究。他还介绍了华觉民先生在1987年便已提出应大力开展对传统工艺的调查。而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中,传统工艺的研究是很重要的一块,在研究的方法上可以借鉴人类学的方法。万教授还提出了是否可在文化人类学下增加科技人类学这一分支以及如何开展无形文化的调查研究两个问题。
蒋廷瑜先生则认为,考古中有很多东西我们无法解释,但少数民族中往往有很多活化石。他介绍了广西博物馆曾做过的一些调查,但遗憾的是没有写成调查报告,他还介绍了在考古中发现的制陶遗址,在海南黎族见到的传统制陶和广西靖西见到的传统制陶都较原始,为考古的发现提供了活化石。他还谈到对广西制烟的研究,壮族制烟的工艺用烟具都很有意思,可通过文献记载与田野调查结合来研究。
张江华博士则认为,一个文化传播到边远地区后可以保持完好的状况,但保留下来的工艺决不是原本的工艺。他还介绍了中国对传统文化研究的三个阶段:(1)弘扬中国的传统工艺成就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国人的研究出发点是争第一,也就是看西方的成就在中国五千年的历史中何时出现,从而证明这样的发明中国早于西方,这样的研究是爱国主义的研究。(2)李约瑟问题的提出。李约瑟的问题是个科技进化论的问题,而人类学提出李约瑟的问题是个伪问题,因为西方的科技只是个特例,中国的科技也不是西方科技的低级阶段,其他民族的科技同样也不是西方科技的低级阶段,任何的科技都有它特定的意义。是否可以把科技理解为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这一点上,生物人类学做得比较好。(3)生产技术。刀耕火种绝对比我们想象的复杂,在现代也有着它的不可替代性,讨论它的生产体系如何融入文化体系将显得更为重要。关于见血封喉(箭毒树),雍正皇帝向广西要此药,然后命令将此树全部砍光,解放前在隆安还找到了三棵树,箭毒树来自仡佬族,见血封喉药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周建新博士谈到听说泰国农民在深山老林中用传统工艺制作铜鼓的问题。
万辅彬教授谈到,以前云南的贮贝器是用失腊法制造的,陈纳德将军部下的一位技师大后来用失腊法移植到飞机制造业,制作飞机的部件。侗族工匠用传统的放样技术制作风雨桥和鼓楼,这些都证明传统工艺值得研究。
广西博物馆的原馆长吴崇基认为传统工艺具有艺术性。隆林红苗背带头上的海浪很精美,但他们没有见过海,因为苗族祖歌中记录他们是飘洋过海来的,因而他们将海融入了他们的背带中,是对当初这段生活的记录,有其文化的内涵,可从另一方面把他们的信仰、文化、生活习惯表现出来。
郭立新博士认为,传统工艺能阐述考古的实物。工艺研究一方面是技术的研究,工艺品往往是一种特殊的东西,如礼物,通过研究工艺来了解它们在社会中的作用及象征意义。
在谈到工艺品的意义时,张江华博士强调,工艺品在社会运作中有着重要意义,具有不可替代性,在研究中应该讨论工艺品在原来社会中的意义。
万辅彬教授还强调,传统要与现代相结合。广西艺术学院的校庆纪念章便是传统与现代艺术的结合。研究传统工艺是大有可为的,但是必须要多学科共同努力。在调查中,不仅仅是田野调查,还要做市场调查,这样才能把传统的工艺推向市场,使其发扬光大。当然,保护性和抢救性的工作很重要,这需要与政府、文化、民族、经贸、轻工等部门合作。
白安立先生强调,如果完全仿古,很复杂并且成本太高,因而考古专家应与艺术家及商人结合,最终把传统工艺推向市场。

科技史沙龙之五: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学科建设问题

2002511,第五次科技史沙龙在广西民院万辅彬教授的办公室举行,参加此次活动的有万辅彬教授、中科院的张柏春研究员、牙述刚、蒙绍荣以及广西大学部分研究生等共12个人。此次活动的议题是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学科建设问题。
张柏春在谈到该学科建设时说,中科院搞科学史的基本都是半路出家,这些年来干科学史的人确实很多,但干科学史的人都觉得真正干好科学史很难,特别是理论的东西研究得很少。并希望各边缘学科,如科学史、技术史、人类学等能有个对话,以增进彼此的了解。同时,他还介绍了他目前正在承担的三个项目。一是技术史的近现代史研究。他认为前辈学者们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比如做少数民族科技史,以前的研究全是靠文献,现在万老师和他的合作伙伴从田野的角度去做也很成功。当然,所有的工作都需要一个过程,做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也一样,需要资料的积累。二是中国力学传统的研究。在这项研究中,更加注意思想史和经验的研究,这个项目是与德国合作的。三是农业机械史的研究。这个项目基本上是按老的思路走,尝试一些新路,主要是通过田野去调查中国的技术传统,在农业机械方面,广西、云南有很好的资料。
万辅彬教授在讨论张柏春的发言中谈到,(1)中国科技史研究到了一个关键时候,要求科技史的研究在方法、视角、内容等方面都有所突破。做科技史研究的有两类,一是将别人的东西翻译后理一理,另一种是像陈久金先生那样从民间整理出一些东西。此外,对笔记小说的研究也应该有人去做,前辈学人确实做了很多工作,但也还有很多事要年青人去做,张老师的中国技术的近现代研究有难度,也给我们带了个好头。在广西,应该研究广西新旧桂系的技术史。(2)少数民族传统工艺也是个富矿。华觉明先生早在1987年便提出了要加强对传统工艺的研究,现在也出了系列丛书,但对这一块的研究应该说还只是起步阶段。蒋廷瑜曾谈过人们最初是如何烧制陶瓷的,但这些都是通过考古挖掘后,根据考古情况的推测。后来在少数民族中发现有传统的烧制方法,这些传统的方法起到了活化石的作用。在对传统工艺的研究中,从内容上已经逐渐挖掘到近现代部分了,从方法上也引进了一些新方法,传统的方法是文献研究,新方法是强调田野研究。(3)中科院田松的博士论文。在答辩之前,连陈先生都捏了一把汗,田松的博士论文是个大胆的尝试,他是用人类学的方法做科学史的研究,很有新意。最后答辩委员会全票通过了,并且认为这样的尝试很有新意。在做科技史研究时,应该注意如何与文化相结合,就拿抛秧技术来说,抛秧技术最先是日本发明的,后流传到江浙一带,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已普遍使用这种技术,但是少数民族到底是怎样看待这种技术,技术又是怎样流传到少数民族地区的呢?这些都应该成为科技史研究的一部分。(4)同样一个东西,别人可能做过,但我们可换一个角度去做,得出的结论也会是不同的。
蒙绍荣教授现在正在做广西民族科技史和东南亚科技史的比较研究,他认为搞科技史研究氛围很重要。
张柏春接着谈到了研究生的教育问题。他认为科学史硕士阶段课程太少,硕士生书也读得很少;而在国外,如德国攻读科学博士学位必须要4-5年时间,而以色列要6年时间,国内的科学史博士学位只用3年时间。在硕士阶段,外语必须要过关,科学社会学的方法、科学哲学、文献和考古等基础必须要掌握好。在谈到科学史研究的变化时,他认为以前重视How to do,现在则强调他为什么会这样想,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黄世杰则认为少数民族的很多东西都是经验性的。地方性知识很难确定什么知识是传统的,什么知识是现代的。
张柏春也谈到经验性知识的复杂性及意会知识在农村中的重要性。他认为现在的关键是弄清你是怎样做的,当积累到一定程度时,才能做相互之间的传播关系。

科技史沙龙之六:关于《科学史研究方法》

2002818,在宁夏银川铁道饭店二楼小会议室举行了科技史第六次科技史沙龙活动,参加此次活动的有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原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陈久金研究员,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理事长万辅彬教授,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柏春研究员、苏荣誉研究员,中国科技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秘书长蒙绍荣教授、内蒙古师范大学张子文教授、中国科技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分会副秘书长黄世杰等。这次沙龙活动的内容是讨论《科学史研究方法》一书的修改建议。
与会学者一致认为陈久金先生在广西民族学院学术访问期间写的这本书稿,很有意义,在国内还是第一本,基础也很好,修改后应尽快出版,这是对中国科技史界的一大贡献。
张子文对此书稿提出了几点意见。这本书的对象要明确,它是一个普及本,还是针对研究生要搞清楚。他认为,读者面应该首先定位在大学生,然后是研究生,第三个是定位在研究人员。现在很多本科生、研究生不会做学问、不会写文章,国内科技史的老一辈专家各自都有自己做学问的一套方法。作为研究生,想要将各家的方法学会,是很不容易的。此书下卷将各家的精髓集中在一块就有特色,应该扩充。建议可以加一点范文的评点,可以拿研究生的论文(经本人同意)来评点一下,看看有哪一些是可取的,哪些是需要改进的。现在写的究竟是方法还是方法论,这两个问题不能混起来。如果不是方法论,那么它的体系就得和我们科技史研究的特色结合起来,这样就比较灵活了,很多问题就不必考虑到方法论的理论性、系统性。研究方法是很多的,不必面面俱到,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与科技史联系最密切的、经过实践行之有效的方法就可以了。
张子文接着还对此书的章节提出了具体的修改意见。
蒙绍荣则认为这本书应该搞成一本比较精湛的书,自然辩证法教科书中已经有的一套理论就无需重复了。作为教材还要看成本,不能写得太厚。
张柏春谈到研究方法时,认为研究生最好是看两本原著,然后谈自己的看法。他的做法也是叫学生们看华觉明先生的书,然后请华觉明先生来,再让学生谈谈自己是怎样理解他的书的,最后再让华先生点拨,说说谁的理解最正确。而这本书是写给作科学史研究的人看的,让他们知道怎么研究,目的应该很明确,主要是给国内的研究生。因此要突出此书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要按这个标准来考虑,里边很多东西也可以省略了,像实验的方法,你只要告诉我们在科技史研究中也要做实验,再举一、两个例子,说明如何做实验,把这些主要的东西告诉我们就可以了。
苏荣誉也认为教学生如何做研究,如何去写论文,最好的方法是让学生去消化前人的研究成果,建议把前人的代表作作一下点评。接着他还提出了两点意见:这本书对西方的研究方法反映得很少,其实这个学科是西方人创立的。这个学科的建制已有八十多年了,在创立之前,他们一直研究罗马、希腊的技术,没有停止过。但从萨顿把科学史这门学科建制化以后,对这个学科的理论、方法就有了很多的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80年代摩顿出的《科学史研究方法》。科学哲学的这一套理论,对科学史的研究的理论不断产生冲击,西方研究科学史的主流是在不断的变化。科学史的主流毕竟还是在西方,而这本书中主要反映的还是中国的科学史研究,不妨将题目改成《中国科学史研究方法讲义》。研究的最好的方法是去回顾,回顾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前人是怎样做这些工作的,前人的这些工作我们现在可以做得怎样,哪些工作做得好的,哪些工作做得不好的,这样才能最好地去解构,所以,我觉得这本研究方法的书,对历史部分应该加重一些。他最后表示同意张柏春的意见,就是不一定要给出一个科学史研究的百科大全。

科技史沙龙之七:铜鼓文化的发源、传播及其多样性

2002829,在广西民院国际交流处会议室举行了科技史第七次科技史沙龙活动,这次沙龙由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万辅彬教授和中国铜鼓研究会理事长、广西博物馆原馆长蒋廷瑜教授共同主持,越南学者叶庭花教授为主讲人,参加本次科技史沙龙的有来自广西民族学院、广西博物馆、广西社会科学院、广西区民族研究所等单位的学者共17人,沙龙的内容是有关铜鼓文化的起源、传播及其多样性问题。
万辅彬教授首先发言,他将铜鼓和铜鼎的社会文化功能进行系统比较,指出中原对青铜文化的研究已经很多了,但他们很少关注南方的铜鼓,而铜鼓更具有国际意义,铜鼓在东南亚出土很多,而且还是活着的文化。从它们的技术发展、传播的情况来看,铜鼓和铜鼎共同的源头应该都是由陶釜发展而成的,但是在不同的时空,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发展成不同形态的青铜器,在北方发展成铜鼎,在南方则发展成铜鼓。它们之间有共同之处,都发展成为权力的象征,最近,范宏贵先生到泰国,发现在泰国的24个皇宫中,每个皇宫都有一面铜鼓,仍保留着古代那种权力象征的意义在里边。但铜鼓和铜鼎也有明显的区别,因为铜鼓一开始就有乐器的功能,当它作为权力象征的功能退化之后,它作为乐器的功能则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个典型事实,说明同样的技术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时空,可以产生不同的器物文化,他们具有不同的社会文化功能。
叶庭花教授在谈到铜鼓文化时提出:按考古学的特点来讲,越南的铜鼓文化是在铁器时代而不是在铜器时代出现的。只有到铁器时代,人们才有这样高的技术来铸造铜鼓。从文化上来说,传说时代的文朗国是由瓯越和骆越发展起来的,是春秋才出现的概念。在越南研究铜鼓,研究铜鼓与民族的关系,是按每个省发现的铜鼓作为博士生的博士论文来研究的。铜鼓的传统是岭南以下的民族共同发现的,在理论上提出了几个概念来研究:铜鼓有生的时间和死的时间,生的时间是民族学的时间,死的时间是考古学上的时间;从铜鼓的民族来说,则可以分成三个,一个是使用铜鼓的民族,比如说芒族,他现在还使用铜鼓,但他不创造铜鼓,是从其他地方买来的。二是创造铜鼓的民族,三是使用和创造铜鼓的民族;在技术上,有冶炼中心、铸造中心、冶炼铸造中心。
叶庭花教授接着还提出:铜鼓是岭南以下的越族创造的,但它是多源的,它有很多传统。在它的发展中也呈现出不同类型。如他在越南将新发现的一类铜鼓称为越南型的,它和麻江型大体相同,但它的鼓面有一些龙、凤之类的动物。对西盟型黑格尔铜鼓,也可分成两类,一种是黑格尔传统的,另一种是新的。每一个国家在发展中都有自己新的传统,像中国的冷水冲型。两个新概念,即恢复的传统和新创造的传统。比如,越族祭祖庙,现在是打铜鼓的,有人说是个新的传统,但我们认为对于越族来说,他曾经有过这种传统,只不过后来没有了,现在只是恢复传统,而不是创造传统。越族向来都有拿铜鼓祭天、祭祖,只是有一段时间他不用铜鼓了,现在为了民族传统,又恢复了这种传统。而芒族、倮倮族向来都只是在丧礼上才使用铜鼓,现在,在盖新房、新年时也开始打铜鼓,是个新创造的传统。
在接下来的讨论中,范宏贵则认为关于多源和一源的问题是与时空概念的不同有关,如果拿现在的国家来说,它的起源是多元的,把它放到古代,可能就是单元的。你看古代的中国和缅甸,边界是很模糊的,中越边境也是到了1078年才划的。我们现在搞学问常犯的一个毛病是拿现在的观念去衡量古代的观念。
潘其旭则认为研究铜鼓是可以从多学科的角度去探讨的,并谈到铜鼓是南方民族的一种文化形态,而铜鼓的铸造是与南方的生产方式有关系的,在铜鼓中的一些文字符号,反映了南方民族的物质生产和对生育的追求,代表了南方民族的宇宙观和它的信仰、追求、生活习俗等。出土的铜鼓都是在地名圈里面,不仅仅是地名符号、生产类型的符号,它们还是文明类型的符号。在研究中,不能仅就铜鼓研究铜鼓,而要多学科多角度地去研究。把铜鼓的研究与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的材料联系起来,研究的内容就会更丰富些。
覃彩銮也指出,在文化圈里,比较一致的文化就是铜鼓文化,铜鼓的出土基本上是在文化圈里。不过现在对地名的调查没有完全清楚,我们要从大的范围里把握铜鼓的产生、发展等现象。
蒋廷瑜则认为:铜鼓的铸造地点现在有可能已经失传了。铜鼓文化是多样的,现在的北流和灵山型铜鼓,究竟哪个在前,哪个在后也还搞不清楚。对铜鼓的制造工艺问题,在文物调查中也注意到了一些明清时代的铜钟,这些铜钟的特点是它有文字,而且有些钟上标明铸钟的工匠是哪里人,有工匠的名字等;而铜鼓上很少有这样的文字记载,所以我们还无法找到铜鼓的铸造源头。将铜鼓作为一种科技文化,一种人文文化来研究是很丰富的,最开始是将铜鼓作为文物来研究,近一二十年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铜鼓不仅反映了当时的一些历史情况,而且对现在一些民族的文化,如宗教信仰及更高级的一些科学技术也有所反映。铜鼓作为民族的百科全书,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很多内容我们刚开始研究,有很多东西还没有涉及,所以铜鼓研究还是大有搞头的。
万辅彬教授在最后提出建议,下一次再开铜鼓会议,可以把铜鼓文化、青铜文化、文化联合起来讨论,这样不同学科就会有嫁接,就会有生长点,就会拓宽思路,而且来的学者也会多一些,讲的问题也可以深入一些。铜鼓研究到今天,如果不搞多学科研究,不和文化联合起来研究,铜鼓的研究也是很难深入的。而铜鼓研究,除了继续和搞自然科学的人联合外,还要与搞民族文化、文化人类学的人联合研究。

科技史沙龙之八:学科建设讨论会

20031028,在广西民院科技史研究室会议室举行了第八次科技史沙龙活动,这次沙龙由广西民族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少数民族科技史专业委员会理事长、传统工艺研究会副理事长、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主任万辅彬教授主持,参加本次科技史沙龙的有来自清华大学生的刘兵教授、南开大学的刘珺珺教授、中国科技大学的李志超教授、北京大学的刘华杰教授、田松教授、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大学、广西民族学院等单位的学者共17人,沙龙的内容是有关科技史特别是科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问题。
万辅彬教授首先作了发言,他指出今晚会议的主题是围绕科技人类学这个大题目,讨论下一步我们怎么做?做些什么,包括以后这样类似的会还开不开?怎么开?也可以如田松建议,议论怎么找问题?以问题来带动学科的发展。大家可以畅所欲言。
刘珺珺教授认为应先说下一步工作怎么开展,然后再说这个会议,因为假如不做工作,会议就没有内容。至于她自己,年届七旬,基本上已经关门了,不再继续教学生了,但她认为有能力带学生的老师应该还带一批学生,而且应该是因材施教,以吸引更多的同学开展这方面的工作。像我们在科学社会学研究上,可以经过基本课程的培训或者是一些示范性的工作,启发他们的思考,然后结合每个人的特点,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引导他们自己做最可能有好效果的文章。就拿研究经费来说,虽然她有资格指导博士生,但是不可能拿到科技人类学的研究经费;甚至在社会学的领域里,也从来没有得到科学社会学的经费,这些领域都是边缘化的,经费是很难拿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她做了一些工作,主要是靠一些在职的博士生来做,他们有的是利用他们学校已经搞到的一些资源,或者是就近的办法来做这个工作,那就可以做成这各种课题的成果。她还拿她的一位做苏绣的博士生为例,那个博士生在社科基金里成功地申请了苏绣课题,目前她还差与人类学的挂钩了,苏绣整个的考查,怎么从种地走到绣花,甚至开刺绣商店,这些材料都有,但是它的文化含义是什么?就没有做到,但她毕竟是有了经费。总而言之,我的一个思想就是要吸引更多的年轻的学者来做这个工作,这样,才能促进学科的发展。刘教授还认为,我们的研究面不能太狭窄,虽然关注的是科学,但不能仅限于科学,而应该尽量围绕科学,还要看学生适合做哪能类课题。在指导学生时,主要是利用他们的知识背景,就近的工作背景,以及学生个人的特点来选择课题。学生受什么训练,就引导他往那方面做,这样题目就可以宽一些,而是否进入主流或不入流的问题,实际上是逼出来的,你不拓展就没法干了。另一个学生是做软件的,他对计算机感兴趣,我就给他介绍到软件所去,他就做了一个自由软件和商业软件的问题。他在指导学生选题时,采取的方法是不断的选,也就是入学后第一年学一些基本的课程,同时不断的有选题会,选题意向会,正式预开题会,开题会,然后开题,预答辩,答辩,利用这个过程来训练学生。
万辅彬教授接着介绍广西民族学院科技史研究室的情况,他说,科技史研究室目前还是一个藏兵于农的状况,完全是靠项目把大家联合起来。尽管现在没有一个编制,但我们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像2001年拿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社会课题,2002年又拿了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今年又拿了一个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和一个自治区课题。前不久,到茂名又拿了一个20万的课题。目前手上有大约80万的课题费。也因为这样,一帮年轻人觉得跟我做还有点意思,愿意一起来,他们也各有长处,像秦红增,他参加过三次世行贷款项目评估。在中山大学那边,他取得了相当好的经验,可以独立带队下去搞评估。我们这里也有搞少数民族科技史的,包括黄世杰、邓文通,他们做的是壮族科技史。李晓岑是我们忠实的同盟者。另外,我们这里还有一帮人在做,我们下一步想关注科技人类学,我想以传统工艺为主要工作方向。从《天工开物》上面列的传统工艺项目来看,贵州在前几年调查时,能找得到的只有50%左右,而在云南、广西、湘西也还能找到一些,但是也急待抢救。我们试图用人类学视角去诠释传统工艺,去发掘和继承、保护,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现在已经毕业的韦丹芳,前不久做了一个关于壮族纱纸的论文,一个村子家家户户都在做,还保留着不知道什么年代留下来的纸槽,用人类学的方法去考察,做得很好。北京的几位教授包括陈久金和张柏春给她的评价都还是不错的,认为她是经过严格的人类学训练,又接受了科技史的方法,做出的论文还不错,即使在一流大学也是优秀的。现在我新招的研究生,我准备让她到隆林各族自治县的德峨乡去做苗族传统织染技术,德峨乡非常偏僻,在广西和云南交界的地方,以前从南宁去要三天才能到达,现在也要两时间,那个地方还保留很多传统的东西,让她用人类学的方法考察苗族传统染织工艺。在那个地方,妇女穿的衣服都是传统的民族服装,女孩子从小就开始学习传统织染技术。前次去北京,我和华觉明先生联系上,他正在蕴酿成立了一个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挂在科技史学会下面,算二级分会,他做会长,让我做一个副会长,李晓岑准备做秘书长。正好国家出了一个民间文化保护条例,自治区在今年年底或明年年初出这个条例,我们准备抓住这个机会,我准备请柯俊和席泽宗院士和费孝通先生帮我们呼吁,希望广西政府每年给30万来做广西传统工艺的研究,连续做了3年,就是90万。如果从自治区拿到课题,我们学校也有经费配套,如果能够实现,我们打算学习50年代老一辈搞民族调查时一样。利用假期,每一年选择30多个县做抢救性的调研,当然也要重点选几个县来做。通过这个事情,可以有几个收获,一个直接的效果就是为政府做咨询,至少让政府了解传统工艺的现状,呼吁政府给予支持、保护。如果做得好,将来推进一村一品,或者一户一品来能做传统工艺;另外通过这个项目还可以筛选一批研究生论文,包括硕士生博士生论文。我们还要老老实实的向人类学学习,我的学生现在是挂在民族学人类学招生的,从明年开始,可以单独招生,不过还是要开人类学课,学习人类学的方法。刘珺珺教授讲得很好,我们目前还谈不上有系统的理论,现在是要把人类学的理论方法学好。然后,在民族地区发挥我们的长处。如果有机会,也要到大企业去做,还是用人类学的方法来做,用访谈法,做口述史,当然文献法也是必要的,大企业有很多现成的档案,总之,通过各种方式来了解企业的发展,了解企业里各层面对科技进步的看法。总之,我们要先做起来,做的案例多了,也就从感性提升到理性了,慢慢的理论也就出来了。本土化包括两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对象本土化,就是研究我们自己的东西;第二个是经过实践,通过我们自己的体会,把理论提升,就有我们自己的东西了,这就是所谓的本土化。当然,这是下一步的事情,还为时过早。除了科技人类学外,其它的我们科技史也做,我们也不抛弃。如果抛弃那些,可能就会把我们的根拔掉了。我觉得学科之间应该是互相交融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只有这样才会有生命力。他还介绍了一个让他记忆犹新的体会:“1976年在广西宜山县搞三分之一时,东家邓子文带我去山上种木薯,当年种木薯的方法没有现在这么科学,都是传统的种法,而邓子文都是截取有丫叉的地方种下去,当我问他为何要这样种时,他说:凡是有开叉的地方就有生长点,我这样种100%是发芽的,别人一段段砍下来种,成活率低,而且产量也低。我现在就把这个体会移植过来,即,凡是交叉的学科都有生长点!所以,我们这里允许不同学科和不同的方法,让他们自由发挥,我们给大家创造一个很宽松的条件,再一起慢慢把事情做好。
李志超教授则认为任何理论的研究都有一个过程,要抓紧建构,越快越好,不断完善。

简 讯

2003102830日,2003中国与东南亚民族论坛在中国南宁广西民族学院召开,科技人类学作为此次会议的分会也如期举行,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科技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南开大学、中山大学、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和广西民族学院的三十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此次科技人类学会议。会议的主题是"科学技术人类学的理论与实践",大会收到论文二十余篇。在为期三天的会议中,与会者围绕着会议主题进行交流并展开热烈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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