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中国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

2007年09月29日 22:14 胡化凯 点击:[]

摘要: 中国20世纪50年代和“文革”期间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的活动.文章探讨了“文革”期间科学批判活动的社会背景,讨论了物理、化学、生物等各个学科的主要批判内容,并对批判活动的起因、批判方法和特点作了初步分析.文章认为,“文革”所提出的政治批判任务和“四人帮”的故意操纵是这一时期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主要原因,所采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进行意识形态批判,这一时期参与批判活动的人员数量和类型以及所批判的学科领域之多都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

关键词: “文革”;科学批判;社会背景;典型事例

中图分类号: N09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1673-8462(2007)03-0061-12

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中国20世纪50至70年代开展过一系列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各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思想”的活动.在50年代初期、50年代末期和“文革”期间出现了三次科学批判高潮.这类活动对于中国现代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科学文化现象,值得从多方面进行分析和反思.“文革”期间的科学批判活动,既与50年代的科学批判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和类似性,也有其新的历史背景和特点.本文试对这一时期我国进行科学批判活动的社会背景、历史原因、批判内容及批判方法作一初步分析和探讨,以期人们对这一历史现象有比较系统的了解和认识.

1“文革”期间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社会背景

  “文革”十年动乱,使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科技事业等各个方面都遭受了巨大的损失.“文革”期间也是中国科学批判活动开展得最迅猛、最广泛的时期.这一时期的科学批判活动,是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批判传统在新的政治背景下的延续和发展.“文革”前期中央文件为“文化大革命”所提出的政治“任务”和“文革” 后期 “四人帮”操纵进行的一系列政治运动,都要求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 “革命大批判”活动.

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 一六通知》),决定在全国发动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五· 一六通知》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1]批判“学术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当然也包括对自然科学领域“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批判.1966年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简称《十六条》 ).《十六条》进一步指出:“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要组织对那些有代表性的混进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批判,其中包括对哲学、历史学、政治经济学、教育学、文艺作品、文艺理论、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 [2]这个文件已明确把自然科学领域列为批判的对象.

1969年8月27日,《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联合发表社论――《抓紧革命大批判》,其中进一步强调:“在哲学、历史、教育、新闻、卫生、文艺理论、经济理论、自然科学研究领域……批判资产阶级反动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宇宙观,为这些领域的斗、批、改扫清道路.” 这一社论的发表进一步推动了科学批判活动在全国广泛开展.

1971年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下发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纪要》,其中宣称,建国后17年教育战线上“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要求各级领导要亲自动手,“在各个学科的资产阶级理论中”“有计划地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批判”,“要重视对各个学科领域中反动思想体系的批判”.[3]这个“会议纪要”是在“四人帮”的操纵下制定的,其中包含了“四人帮”故意歪曲事实、扩大批判范围的险恶用意.

上述这些文件,为“文革”期间的科学批判活动提供了政策依据和思想指导.

为了响应中央的革命大批判号召,“文革”前期全国各地成立了一系列的造反和批判组织,编印了大量科学批判材料,这些材料以传单和油印小册子的形式四处传播.例如,1967年 ,“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创办了《科研批判》内部刊物,“首都科技界革命造反派批判刘邓联络站”创办了《科技革命》内部刊物;1968年,河南“郸城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组”编印了内部刊物《新科学》,中国科学院革命委员会成立了“批判自然科学理论中资产阶级反动观点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创办了批判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内部刊物《相对论问题讨论》;1969年,在“四人帮”成员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指使下,上海成立了“上海市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编印了一系列供批判用的参考资料;复旦大学成立了“批判爱因斯坦战斗组”和“革命大批判写作小组”,编印了《爱因斯坦反动言论摘编》和《革命大批判文选》等;华东师大成立了“批判爱因斯坦小组”, 编印了《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批判资料选编》;如此等等.这些材料,对“文革”前我国的科技政策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资产阶级思想”进行了反复批判.

“文革”开始后不久,各种报刊杂志被迫纷纷停刊,直到1972年才陆续复刊.“文革”后期复刊的各种学术刊物也发表了大量科学批判的文章.

“文革”后期的科学批判活动,既与“文革”前期的中央文件号召有关,也与“四人帮”发起的一系列政治运动有关.

  1971年9月13日发生了“林彪事件”.此后“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出现了变化,人们对“极左”思潮开始有所反思.在批判“极左”思潮过程中,周恩来总理开始着手整顿和恢复科学教育领域的工作,要求加强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研究.周恩来的这些工作引起了“四人帮”的不满和抵制.在张春桥的授意下,姚文元开始组织专门的写作班子,进行针对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批判活动.他们试图通过制造科学批判舆论、开展科学批判活动以干扰和阻碍周恩来所进行的整顿和恢复工作.

  1973年冬,“四人帮”指使其亲信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发起了“反右倾回潮”运动,把对于自然科学基础理论的学习与研究视为“复旧”和“右的势力抬头”.在“反右倾回潮”运动中也进行了科学批判活动.1973年,在“四人帮”支持下,《自然辩证法杂志》创刊,其上发表了一系列批判大爆炸宇宙学、黑洞学说、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爱因斯坦相对论、数学“唯心主义”等理论的文章.

  1974年1月,在“四人帮”操纵下,中央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 “批林批孔”运动.这是“文革”后期发起的一次广泛深入的群众性批判活动.据统计,当时全国90%以上的高校与科研机构都不同程度地参与了这一运动,这些单位成立了以 “大批判小组”或“理论学习小组”等命名的专门组织,开展批判活动.许多大学几乎每个系科都成立了这样的组织.他们召开批判会,撰写批判文章.当时有不少批判文章都是以这类组织的名义发表的.科学批判成了“批林批孔”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伴随这一运动,各种报刊杂志发表了大量科学批判的文章.

   1975年,邓小平开始主持中央工作,进一步推动了对科学教育领域的整顿和恢复工作.1975年底,“四人帮”策动了针对邓小平的“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在这一运动中,科学批判活动得到进一步发展,批判的规模和领域都有所扩大.这类批判活动直到1976年10月“文革” 结束时才随之停止.

  根据“文革”后期发表的有关批判文章,我们可以看出批判者当时的思想认识.1975年,《物理》杂志上一篇文章说:“自然科学有关领域面临着繁重的批判和改造的任务.它关系到用唯物辩证法重新审查现代理论自然科学、建立无产阶级的自然科学理论体系问题”;我们要“在自然科学理论领域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大批判,剔除掺杂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偏见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糟粕,通过批判解决学术中存在的问题.”[4]1975年,《华中工学院学报》中《认真开展自然科学领域的大批判》一文说:“批林批孔运动的深入发展,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群众运动的蓬勃兴起,把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革命大批判,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自然科学阵地的任务,进一步提到了我们的面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党中央就提出,要组织‘对哲学……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经过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在自然科学这条战线,用唯物辩证法统帅自然科学研究,深入开展科学领域的大批判,出现了活跃的新局面”[5]1976年,一篇总结科学批判活动的文章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在毛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就提出,要组织对‘自然科学理论等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广大工农兵、科技人员和红卫兵小将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勇敢地杀上了革命大批判的战场.他们抓住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武器,就敢于藐视那些老古董,向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宣战,向一切修正主义观点宣战,结合学科开展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在某些刊物上发表了不少有较高水平的文章.诸如从相对论、宇宙热寂论、大爆炸宇宙学、特创论、还原论以及微积分、量子力学到古人类学等等广阔的领域,都留下了他们革命大批判的战斗业绩,取得了初步战果.” 这篇文章表示:“我们必须一门一门地清理和分析各个学科的历史、现状、理论、学派和思潮,坚持不解地开展对自然科学领域内的唯心论、形而上学和各种反动思潮的革命大批判.在这方面,战斗才刚刚开始.”[6]由这几篇文章所表述的内容可以看出,批判者认为,积极开展科学批判活动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是完成《十六条》等文件所规定的“革命大批判任务”.

   上述表明,“文革”前期,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一系列文件要求在自然科学领域开展革命大批判;“文革”后期,在“四人帮”操纵下所开展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进一步推动了自然科学领域的批判活动.这些就是“文革”期间我国开展科学批判活动的社会政治背景及主要原因.

2“文革”期间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

“文革”开始后,国家原来制定的科技政策首先受到了批判.1967年6月,“首都批判刘邓科研路线联络委员会”创办的《科研批判》杂志“创刊词”说,建国17年来在科技战线推行了一条“彻头彻尾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这条路线取消党的领导,抹杀阶级斗争,反对突出政治,鼓吹业务挂帅,提倡白专道路,制定了一系列黑纲领、黑文件以及种种规章制度,力图把中国的科技事业引入歧途.《科研批判》认为,国家科委党组和中国科学院党组1961年制定的《科研十四条》集中代表了这条“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必须“打一场人民战争”,对之进行彻底批判,“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科技界的流毒彻底肃清”.[7]该杂志刊载的批判文章——《科研工作“十四条”反毛泽东思想三十例》,对《科研十四条》中的30项内容诸一进行了批判.例如:《科研十四条》说:“不要给自然科学技术的不同学派,不同主张,贴上什么‘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之类的阶级标签.” 这篇批判文章则说,反映在科学技术界的两种世界观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把这种严肃的阶级斗争污蔑为贴“阶级标签”,企图藉以调和这种斗争,这是粉饰太平,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科研十四条》说:“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上的争论……即使是有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争论,也是属于学术性质的问题.” 这篇批判文章则指责说,科技界里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是意识形态上的阶级斗争,将这种斗争看成 “学术性质的问题”,是抹杀两军之争的阶级内容.《科研十四条》代表了“文革”前我国政府制定的正确科技政策,被科技界称为“科技宪法”.否定它,即否定了中国科技工作的基本指导方针.

1968年,河南“郸城自然辩证法学习研究组”编印的《新科学》杂志提出了“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的口号,认为无产阶级科学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强调无产阶级要彻底批判和砸烂资产阶级的旧科学,打倒科学上的反动派,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科学.该杂志“发刊词”说,现在的自然科学战线,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仍是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占统治地位,一些反动的理论和观点还在泛滥;只有对这些形而上学、唯心主义和反动观点痛加批判,才能使自然科学理论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发刊词”号召:“一切有志为无产阶级科学事业而舍生忘死的人联合起来!冲决罗网,踏平险阻,开辟出无产阶级科学的新天地!”“科学上的反动派,也像社会上的反动派一样,是纸老虎!我们一定能戳穿它!打碎它!消灭它!”[8]

  彻底否定“文革”前的科技政策,也就为全面开展科学领域的批判活动扫清的道路.

  “文革”期间科学批判活动的内容很多,以下仅列举一些典型例子,以展示“文革”后期对于自然科学的批判情况.关于这一时期数学领域的批判情况已有文章进行了讨论,[9]这里不再赘述.

21物理学批判

  对于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是“文革”时期物理学批判的重要内容之一,对此许良英和屈敬诚先生已有专文论述,[10]笔者也另有文章做了进一步讨论.[11]“文革”期间除了对相对论的批判之外,物理学领域主要对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和热力学定律等理论进行了批判.

  1974年,南京大学物理系量子力学教学小组发表文章,对哥本哈根学派关于量子力学的解释进行了批判.文章说:虽然“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建立曾经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然而在新的矛盾和事实面前,剥削阶级的世界观和偏见,使他们不能正确地解释量子力学并由此总结出正确的宇宙观,而是向后倒退,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哥本哈根学派主张用“可观测量”描述物理现象.这篇批判文章认为,这是只承认实验结果作为实验者所获得的观察经验这种表面的意义,而不强调在其背后的不依赖于人的认识而存在着的物质,这是“哲学上的极端的主观主义和相对主义,也就是唯心主义.”哥本哈根学派提出“互补原理”以解释量子力学中粒子图像与波动图像的矛盾.这篇批判文章认为,互补原理只讲互相排斥的矛盾双方的共存,不讲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的互相转化,实际上“它是反辩证法的、合二而一的诡辩术”. [12]

  北京师范大学量子力学小组发表文章,对哥本哈根学派的量子力学观点作了更为“彻底”的批判.文章认为,近半个世纪以来围绕量子力学解释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在物理学领域中的表现,哥本哈根学派是一个现代物理学唯心主义学派;“我们必须对这一学派的唯心主义观点进行评述与批判, 揭露其哲学上的荒谬,政治上的反动,科学上的虚假.”文章还认为,实证主义是哥本哈根学派的精神支柱,是他们研究量子力学问题的哲学指导思想,而实证主义就是主观唯心主义.这篇文章重点对玻尔的“互补原理”进行了批判,认为它在科学上毫无根据,在哲学上十分荒谬,它把微观客体的粒子性与波动性“合二而一”,是“典型的折衷主义”,是“一种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哲学谬论”.哥本哈根学派认为,对微观物理现象进行观测时,会对被观测对象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是无法从观测结果中消除的.这篇批判文章认为,哥本哈根学派的这种观点是宣扬“主客观不可分”、“鼓吹微观客体不可知论”.文章说,哥本哈根学派竭力宣扬的物理学唯心主义,在科学上成了遮蔽现代物理学发展道路的“哥本哈根的迷雾”,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哥本哈根学派已经变成了一种反动保守的潮流.文章还分析了哥本哈根学派的阶级根源,认为 “它是腐朽、没落、垂死的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文章最后号召:“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大批修正主义,大批资本主义,大破关于量子力学解释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思想.一定要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占领这一学科阵地,坚持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13]

1976年,《华中工学院学报》第2期一篇批判量子力学的文章认为,哥本哈根学派是二十世纪初期随着量子论的建立而出现的一种唯心主义流派,国际性的批判哥本哈根学派的斗争已经激烈地进行了半个多世纪,而这场斗争的内容和意义已远远地超出了物理学本身的范围;从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两条路线斗争和国际阶级斗争的高度,分析这场斗争的实质,从中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无论是对于物理学本身的发展,还是对于思想战线上的反对修正主义斗争,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文章也认为,哥本哈根学派利用波粒二象性提出“互补原理”,其政治目的是大搞“合二为一”的中庸之道,大搞阶级调和,是企图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 这篇文章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是长期的阶级斗争;”“坚持对量子论中哥本哈根学派的批判,并将这次大批判进行到底,一定能克服物理学发展过程中的疾病,拨开哥本哈根迷雾,迎接自然科学飞跃发展的光辉前景.”[14]

《物理》杂志1976年第5期一篇文章也认为,目前,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作为一种资产阶级学术思想,仍有一定的市场,仍在束缚着现代物理学的发展,而其影响绝不仅限于学术范围.这篇文章认为,哥本哈根学派的理论“在政治上被资产阶级利用来为其反动统治辩护,在学术上则阻碍了科学的进一步发展.今天,我们要按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教导,在向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的斗争中必须重视对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解释的批判.”[15]

  以上几篇批判量子力学哥本哈根学派的文章,内容基本雷同,大致反映了这方面的批判情况.

  热力学有第一、第二和第三定律.“文革”期间,这3个定律都受到不同程度地批判.热力学第二定律在19世纪上半叶建立后,英国物理学家W.汤姆孙和德国物理学家克劳修斯在其基础上提出 “宇宙热寂说”.“热寂说”是从热力学第二定律出发做出的不正确的推论,早已受到恩格斯的批判.“文革”以前,苏联和中国学者都对其进行过反复批判.“文革”期间一些文章对“热寂说”再次进行了批判.有批判文章认为,“围绕热寂说的斗争,不仅是自然科学中真理与谬误之争,而且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哲学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16]一些文章在批判“热寂说”的同时,也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批判.

  1975年7月,《自然辩证法》杂志第2期发表文章:《论运动的守恒和不守恒——兼评热力学第一定律和第二定律》.此文由上海理科革命大批判写作组撰稿,经姚文元审阅之后以“李柯”为笔名发表.这篇文章运用诡辩的手法对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以及物理学的其他守恒定律进行了歪曲.文章说:一部自然科学发展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建立各种守恒定律,又修改和打破这些守恒定律的历史,能量守恒定律和别的守恒定律一样,总有一天也会被打破的; 因为不破不立,不打破旧的守恒,就不能建立新的守恒,就不能把人类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水平上.今天我们继续丰富和发展能量守恒定律,正是为了未来有一天彻底打破这条定律.这篇文章认为,热力学第一定律也是有限的,最终也逃脱不了被打破的命运,“谁要寻求什么永远不能打破的‘宇宙守恒定律’”,就会走向神学唯心论.

  关于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篇文章说:“热力学第二定律,同一切守恒定律一样,仍然是用量来反映质,用守恒来描述不守恒,仍然是把绝对的东西相对化.就是说,它本质上仍然是一条守恒定律.”文章把“热寂说”与资产阶级的命运联系起来,认为“热寂论成了各种‘世界末日’论的渊薮,各种资产阶级悲观主义的根源.这是资产阶级的衰亡过程在自然科学中的一个投影.”这篇文章想方设法论证事物的一切平衡、一切守恒都会被打破,其隐含的政治寓意就是“四人帮”终将会打破政局的暂时“守恒”,实现抢班夺权的美梦.在文章的结尾有一段与主题内容毫不相关的政治言论:“我们要巩固已有的成就,实现一定的有限目标,正是为了革命的远大前途,为了无限发展的未来.无产阶级懂得,前途总是光明的,道路总是曲折的.局部会有牺牲,有回潮,总的发展却是前进的.” [17]这正是“四人帮”当时的政治心态的写照.

  热力学第三定律指出,无论采用何种方法,人类无法获得绝对零度的低温状态,自然界也无法达到绝对零度.这是自然规律.但是,“文革”后期有人发表文章对这一定律提出了批判.批判文章说:辩证法不知道什么绝对分明的和固定不变的界限,既然在某些恒星内部的温度可以高达上亿度,自然界的温度并无上限,为什么就一定存在负273.15℃这个低温“界限”? “把绝对零度视为低温禁区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是违反唯物辩证法的”;“这种逻辑推理是极其荒唐的”,“按照唯物辩证法的观点来看”,“绝对零度不可能达到——是错误的.”这篇文章坚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我们定将在实践中不断地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绝对零度一定可以达到,负的绝对零度的领域也一定能够为我们所认识.”[18]

  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学派解释是量子力学的正统解释,热力学三大定律是自然界的基本物理定律,“文革”期间对这些内容的批判,有的是“文革”前批判声音的老生常谈,有的是在“四人帮”操纵下的别有用心,还有的是歪曲科学事实的蓄意诡辩.在今天看来,这种批判行为的荒谬性已是显而易见的.

22化学批判

  20世纪50年代,我国对化学领域的“共振论”和“中介学说”进行过反复批判.“文革”期间,化学领域继续开展了对“唯心主义”思想的批判.

  1974年,《化学通报》第3期刊登了《化学的发展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激烈斗争》一文.文章开头即指出,“化学发展的历史事实表明,全部化学史充满着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激烈斗争,了解化学史上这种认识路线的长期复杂的斗争,有助于我们今天开展化学学科领域的革命大批判.” 文章认为,化学的产生和发展始终贯穿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例如元素说与炼金术士的斗争、燃烧学说与燃素学说的斗争、分子结构理论中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等等;化学领域的唯心论与唯物论的斗争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文章在分析这种认识路线斗争的阶级根源时说,当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处于上升阶段时,其代表人物有唯物倾向,但由于其阶级局限性,这种唯物倾向是不彻底的;随着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走向反动,其代表人物就更多的倾向于唯心主义,这种唯物论和唯心论倾向的变化影响着化学的发展进程.文章最后强调:化学领域内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迄今不但没有止息,而且一直在激烈的进行着;只有深入开展化学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推动化学旧学科体系的改造,才能使我国的化学工作更好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服务.[19]

  1974年,《科学通报》发表《化学领域内始终存在着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激烈斗争》一文认为,全部化学史就是唯物论与唯心论斗争的历史和辩证法与形而上学斗争的历史.这种斗争,反映着社会的阶级斗争和产生斗争的一定阶段,推动着化学的发展.每当唯物论和辩证法战胜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时候,化学就大踏步地向前发展,而每当唯心论和形而上学占了上风,化学就停滞不前.每当化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阶段,化学领域的唯物论和唯心论的斗争也随之进入一个新阶段;这种斗争从古至今一直在激烈地进行着.文章强调,只有以无产阶级的反潮流的革命精神深入开展化学领域的革命大批判,批判化学中的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旧学科体系,才能建立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的新的化学学科体系.[20]

  1974年,《化学通报》发表了《矛盾的对立斗争是化学科学发展的动力》一文.文章认为化学的发展充满了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并且认为这种哲学的斗争是阶级斗争的反映.[21]《化学通报》的另一篇文章说,我们要学习柳下跖敢于革命、彻底革命的精神,联系科技界的阶级斗争、两条路线斗争的大是大非问题,揭发批判林彪及其死党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把批林批孔斗争进行到底.[22]《化学通报》还有一篇文章说,在当前的自然科学领域里出现的“宇宙膨胀”、“粒子结构终极”等等理论,都是唯心主义自然观作祟造成的.因此,我们必须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认真改造世界观,作一个战斗的唯物主义者,把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其中包括自然科学领域的革命进行到底.[23]

  “文革”期间,化学结构理论中的“共振论”再次受到批判,有关批判内容还被写入当时的大学教材.由吉林大学、辽宁大学、黑龙江大学和延边大学教师联合编写的《物理化学基本原理》下册,即有“共振论及其批判”一节.[24]

   “文革”后期,《化学通报》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对“热寂说”进行了反复批判.一些文章在批判“热寂说”的同时,也对热力学第二定律进行了批判,认为其本身包含着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因素,因此热寂说是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必然产物.

  由以上几篇文章的内容我们已可看出“文革”期间化学领域“革命大批判”的基本思想认识.不过,与其他学科相比,“文革”期间化学领域的批判内容相对较少.

23生物学批判

  “文革”期间,各类生物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批判文章,对生物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想进行了批判.

   20世纪50年代,遗传学领域开展了大量的批判活动,对孟德尔和摩尔根的遗传学说进行了反复批判.在“文革”期间,遗传学再一次遭遇批判的厄运.有关批判情况可以参见有关文章.[25]除了遗传学之外,植物分类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分子生物学和生物进化论等理论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批判.

  1976年,《植物分类学报》第1期刊登《批判生物分类学中的主观唯心主义》一文.文章认为,渗透在自然科学中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潮,有的还没有被揭露和批判;有的虽然批判了,但很不彻底;在生物分类学中就有以逻辑实证论为主要形式的主观唯心主义流派长期没有受到批判,在生物学领域辩证唯物论与形而上学唯心论的斗争从来没有止息过.文章强调:当前我们正在学习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对于批判生物分类学中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潮的重要意义,更应从反修防修、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的高度去认识;批判资产阶级,批判修正主义,批判一切腐朽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逐步清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思想的影响,用马克思主义去占领上层建筑各个阵地,是一个长期的战斗任务;我们要坚持不懈地将这个斗争进行到底.[26]

1976年,《中国科学》第6期发表《评现代生物学中的还原论》一文.文章认为,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学科,利用物理学及化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生物学问题,这种研究方法是还原论,是把复杂的高级的生命现象还原成简单的低级的物理和化学现象,抹杀了生命运动形式与物理、化学运动形式的本质区别.文章指出:还原论是形而上学世界观在自然科学中的具体表现,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自然科学不仅反映哲学上两条路线的斗争,而且也是和现实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联系的.为了在自然科学领域内对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复辟坚持斗争,为了使自然科学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我们必须“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不断提高识别自然科学中各种错误思潮的能力,坚持用马克思主义批判自然科学中形形色色的修正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世界观.[27]

《动物学杂志》1976年第2期发表论文《自然科学离不开阶级斗争——达尔文进化论学习札记》.文章认为,达尔文最大的错误是搬用马尔萨斯的人口论来解释生存斗争,由此暴露了他的资产阶级的保守性.文章强调:在阶级社会里,自然科学领域里的阶级斗争从来就是尖锐复杂的,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便去占领;我们可以从达尔文进化论的发展的历史认识到,在科技战线对资产阶级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意义;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历史阶段,始终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也经常地通过自然科学领域来影响我们;我们要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批判修正主义,批判渗透在自然科学理论中的资产阶级思想和反动思潮.[28]

以上这几篇文章认为,在遗传学、优生学、生物分类学、生物化学、生物物理学和分子生物学等理论中都有“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的内容,生物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必须站在阶级斗争的高度对这些“唯心主义”进行批判.这几篇文章基本上反映了生物学领域的批判情况和思想认识.

24宇宙学批判

现代宇宙学是以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在“文革”批判相对论过程中,对现代宇宙学的一些理论也进行了批判.

1970年6月,在上海理科大批判写作组编印的介绍现代西方自然科学理论及主要流派的油印资料——《宇宙学》分册中,对于现代宇宙学的“宇宙有限论”、“宇宙膨胀论”、“宇宙稳恒论”都进行了简单批判,认为它们都是“唯心主义”的宇宙论.

1973年,上海理科大批判写作组以“李柯”署名发表文章,对大爆炸宇宙论进行了批判.文章认为,“大爆炸宇宙论”是唯心主义的产物,它错误地把分布在一定空间范围内的辐射推广到整个宇宙中去,结果是“一爪落网,全身被缚”,“陷进了形而上学和唯心论的罗网之中”;这种理论“本质上只能适应宗教的需要,适应反动势力从精神上麻痹人民的需要.”这篇文章说,宇宙的总体没有什么数学解、物理解,但是有哲学解;现代宇宙学的所谓宇宙的数学解、物理解,实际上是一种唯心论的先验论的哲学解.文章还认为,整个宇宙根本不可能计算和描绘,无论多么复杂的数学也算不出来,无论根据多么深奥的物理学定律也描绘不出来;谁要是去搞这一套,谁就一定要陷入唯心论的先验论.[29]

1973年6月,《自然辩证法》杂志刊登了以“卞思祖”为笔名的文章《宇宙是无限和有限的统一》.文章把宇宙学上的有限与无限之争,说成是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争.文章认为,现代宇宙学硬把无限的宇宙圈了起来,硬把局部范围的规律性强加给整个宇宙,这是“把自己在科学上的无能拿来蔑视宇宙”.这篇文章彻底否定了现代宇宙学,认为它是受“唯心论和形而上学世界观影响”的产物,“是自然科学这株大树的杈丫上生长出来的一朵盛开的却又不结果实的花.”[30]

1975年12月,《自然辩证法》杂志发表了李柯的文章《“红移”现象说明了什么——再评“大爆炸宇宙学”》,对大爆炸宇宙论做了进一步的批判.文章说:“大爆炸宇宙学硬把哈勃定律无限地外推到整个宇宙,硬要用它作模子来塑造一个宇宙气泡,这有点象瞎子摸日.”文章认为,“今天的大爆炸宇宙学,尽管有了更现代化的观测仪器,看到了更广阔的星系世界,却写了一本地地道道的‘宇宙退化史’.”[31]

1976年,《天文学报》中《评稳恒态学说》一文认为,“在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史上,一直存在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尖锐斗争.”文章说,现代宇宙学中稳恒态学说的要害,是主张物质可以从无到有,可以从虚无中创生出来;稳恒态学说在物质观上是唯心主义的,在宇宙发展观上更是十足的形而上学;它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荒谬的、反动的宇宙学说,”“是没落垂死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 “我们必须予以批判.”[32]《天文学报》同期发表的《继续深入批判宇宙学中的唯心主义》一文也认为,在现代宇宙学理论领域,一直充塞着种种唯心主义的理论.文章对“大爆炸宇宙论”和“稳恒态宇宙论”等现代宇宙学理论都提出了批判,认为它们都是唯心主义学说,是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的现代宇宙学理论.文章说,“文化革命”前,由于修正主义路线的压制和破坏,我国的天文研究部门,面对这些“赤裸裸的唯心主义宇宙理论”,竟然完全不去批判,任其泛滥;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批林批孔运动,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天文工作者提高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自觉性,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指导科学研究,开展了对渗透在天文学科领域特别是在宇宙学研究中的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批判.文章并且认为,这方面的批判工作才刚刚开始,以后要不断的深入进行下去.[33]

   1976年,《物理学报》第4期发表文章认为,在宇宙无限还是有限的问题上,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一直贯串着整个物理学史.唯物论认为宇宙是无限的,唯心论则主张宇宙是有限的.在物理学发展的每一阶段,这两条哲学路线之间都进行着激烈的斗争.唯心论者总是要歪曲和利用当时物理学的最新成果变换着手法来“论证”宇宙有限,为没落的剥削阶级的反动政治服务.宇宙有限论在哲学上和物理学上都是荒谬的,必须对之进行批判.[34]

  “文革”期间,以广义相对论为基础的黑洞理论也被作为“反动理论”连同相对论一起遭到批判.《自然辩证法》杂志和《物理》杂志等发表了一系列批判黑洞理论的文章,认为引力坍缩和黑洞理论否认吸引和排斥的对立统一规律,从而得出了宇宙末日的结论;这种理论是资产阶级伪科学的标本,是适应了帝国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垂死的政治需要;它在科学上是荒谬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35]

由以上几篇文章的内容已可看出“文革”期间宇宙学领域的批判情况.这种批判实质上是以宇宙无限论批判宇宙有限论.批判者认为,只要主张宇宙在时间上有限或在空间上有限,就是为宗教神学张目,就是为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服务的,就是唯心的反动理论.

25环境科学和能源科学批判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已经认识到,由于人类社会和科技的快速发展以及对各种资源的不合理利用,已造成了环境污染和资源不足现象,由此提出了生态危机和资源枯竭问题.“文革”期间,我国学者则对这些认识进行了批判.

1974年,《自然辩证法》杂志第1和第4期分别发表了《评环境污染》和《评能源枯竭论》两篇文章,分别对环境污染和能源枯竭的说法进行了批判.前一篇文章认为,环境污染的根源“并不取决于工业生产本身,而是取决于社会制度,取决于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生产”;环境污染“是资本主义从娘胎里带来的先天性脓疡;”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出现这种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制度为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提供了充分的可能性”;“在对待环境污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36]后一篇文章认为,能源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枯竭”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这篇文章还认为,自然界的能源永远也不会枯竭,人类对能源的认识和利用也永远不会有极限.文章论证说:“所谓能源,无非是可以产生出供人们利用的能量的物质.普天之下,都是物质;凡是物质,总在运动,也总是具有能量.因此,举凡自然界的一切物质,其实都是能源.物质不灭,可以利用的能源无穷.”这篇文章强调: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能源危机”,“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日薄西山,人命危浅,朝不保夕的又一大暴露.”[37]

1975年,《中国科学》第6期发表一篇文章,对“能源枯竭”的说法从政治上和“科学”做了进一步批判.文章认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能源与整个自然界的关系上,在能源利用与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关系上,都制造了种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反动谬论;美国和苏联一起鼓吹“能源枯竭”论,企图用所谓自然界能源枯竭来掩盖他们反革命社会力量的枯竭;他们宣扬能源决定社会发展的反动观点,把经济危机、通货膨胀、工人失业等等资本主义制度的必然产物,通通归到所谓“能源危机”头上;它们宣扬“能源发展极限”论,是为了掩盖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文章强调:大规模污染,决不是能源发展的必然产物,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严重的污染不是什么能源发展的极限,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正是由于资本主义世界对能源的大肆浪费和破坏,由于资产阶级不顾劳动人民的死活,疯狂追求巨额利润,因而随着能源利用大量增长,带来了严重的污染,造成了劳动人民的巨大灾难.另外,文章还认为:能源枯竭的论调,完全违反自然界存在的客观事实,完全违反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是对科学的一种反动;它不仅不符合自然界存在的客观事实,也不符合近百万年来人类认识和利用能源的历史事实,能源枯竭论也是根本违反自然界能量转换和物质不灭的客观规律的.文章同样认为,严重的污染不是什么能源发展的极限,而恰恰是资本主义制度发展到了极限;目前资本主义世界愈来愈严重的污染,完全是由帝国主义制度所决定的.[38]

1976年,《植物学报》也连续发表文章,对“生态危机论”进行批判,认为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制度造成的,“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大肆宣传生态危机,是他们没落的资产阶级的哀鸣,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绝望的写照;”[39]“破坏生态平衡的根源绝不是‘人类的错误行为’,而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40]此外《地质与勘探》和《山东师院学报》等杂志也都发表文章,对“能源危机论”进行了批判,批判的观点基本与上述类同.

环境污染和能源危机是现代困扰人类社会发展的两大全球性问题,引起了整个人类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文革”时期,我国的一些批判文章,将这两个问题归之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看作资本主义制度危机的反映,持简单的批判态度.这种做法显然是幼稚的.

3“文革”期间科学批判的方法及特点

根据上述内容和其他有关材料,可以看出“文革”期间科学批判活动的论证方法及基本特点如下:

31科学批判的论证方法

建国初期,在前苏联政治舆论的影响下,我国许多人认为自然科学是有阶级性的 ,无产阶级的科学与资产阶级的科学是根本对立的.后来虽然认识到自然科学本身是没有阶级性的,但仍然认为建立自然科学理论的科学家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工作和自然科学的服务对象都是有阶级性的,自然科学理论所反映的思想观念和对自然科学理论的解释也是有阶级性的;并且认为,自然科学理论阶级性的表现就是其中含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思想.“文革”期间,人们在科学批判活动中创造性地运用了“渗透”一词,认为各门自然科学理论中“渗透”了“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反动思想,不对之进行批判,社会主义的科学事业就不能发展.由前述批判文章可以看出,“文革”期间,批判者反复强调,自然科学领域所反映的哲学上“唯物论”与“唯心论”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是与现实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的,是阶级斗争的反映,无产阶级必须在自然科学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批判者认为,在物理学领域,围绕量子力学的解释问题所展开的争论,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在物理学中的表现;哥本哈根学派对量子力学的解释,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科学上是虚假的;这个学派是腐朽、没落、垂死的帝国主义制度的产物,是为反动政治服务的;哥本哈根学派利用微观客体的波粒二象性提出“互补原理”,其政治目的是大搞“合二为一”的中庸之道,大搞阶级调和论,是企图挽救垂死的资本主义制度;围绕热力学中热寂说的斗争,不仅是自然科学中真理与谬误之争,而且是唯物主义同唯心主义、辩证法同形而上学的哲学斗争,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反映;在化学领域,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也是阶级斗争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在生物学领域,一直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两种思想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这种斗争归根到底表现了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在宇宙学领域,大爆炸学说和稳恒态学说等都是唯心主义的、荒谬的、反动的宇宙学说,是没落垂死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反映;在环境和能源研究领域,在对待环境污染问题上,仍然存在着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能源危机是资本主义制度已经“枯竭”的反映,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不治之症”,环境污染和生态危机是没落的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绝望的写照.

这些内容表明了“文革”期间科学批判者的思想认识和论证方法.他们认为,阶级、社会制度和哲学世界观这三者是相互联系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基础;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斗争,在理论上和思想上的表现就是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的斗争.因而自然科学领域唯物论与唯心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争,就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表现.因此他们所采用的批判方法主要是简单的贴标签,给自然科学理论贴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辩证法或形而上学的标签,凡被认为是“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理论,就是与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相对立的,就是为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制度服务的,就应予以彻底批判.批判者用哲学标准衡量自然科学理论,进行无原则的“上纲上线”分析,把自然科学学术观点的不同,说成是两种哲学世界观、两个阶级和两条政治路线的斗争在自然科学中的反映,将自然科学学术问题与社会政治问题混为一谈.这是以阶级斗争的观点看待自然科学和自然科学研究工作的表现.“文革”初期的《五·一六通知》提出 :“不破不立.破,就是批判,就是革命.”这种理论为论证各种科学批判行为的合理性提供了逻辑根据.要“立”必须先“破”.只有先破除资产阶级的旧科学,才能建立无产阶级的新科学.当时绝大多数科学批判者确实认为,开展对自然科学理论的批判能够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健康发展.

22科学批判活动的特点

与20世纪50年代的科学批判活动相比,“文革”期间的科学批判至少有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参与科学批判活动的人员数量和种类之多都超过了50年代.在建国后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各个时期参加批判活动人员的身份和数量都有差别. 50年代前期,参与科学批判活动的人员主要是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50年代后期,参与的人员除了科研人员、高校教师和管理干部之外,还有不少在校大学生;“文革”时期,由于“对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的批判”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要任务之一,再加上“四人帮”等人利用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群众的狂热批判情绪,使得这一时期科学批判的规模之大、参与人员之多都远远超过了前两个阶段.“文革”期间,参加科学批判活动的不仅有科技人员、高等院校教师、管理干部和工农兵学员,而且还有少数中学教师、工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甚至还有少量的农民.一些工人和上山下乡知识青年虽然缺乏基本的科学素养,对于自然科学理论知之甚少甚至根本不懂,但他们认为有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他们有勇气和能力批判自然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想.[41]

其二,所批判的学科之多、领域之广也超过了50年代的批判情况.“文革”期间,几乎所有的自然科学刊物上都发表了科学批判文章,所批判的学科,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等传统基础科学,也有宇宙学、人类学、环境和能源科学等新学科,其中对于物理学和生物学批判的内容最多.物理学中的热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等有关理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批判.爱因斯坦及其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还有以相对论为基础的宇宙学和统一场论,都遭到了反复批判.批判者认为,这些理论在政治上是反动的、在哲学上是荒谬的,在科学上是虚假的,其中“渗透”了“相对主义”、“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爱因斯坦被认为是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资本主义制度的辩护士”、“帝国主义的卫道士”、“马克思主义的死对头”、“社会主义的仇敌”等等,其科学思想已经成为危害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发展的“爱因斯坦之雾”.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对孟德尔和摩尔根遗传学的批判最为“深刻”,那么,“文革”期间对爱因斯坦和相对论的批判则最为“彻底”.

其三,“文革”期间的科学批判活动与当时的政治运动联系紧密,是政治斗争的一种形式.如前所述,批判“自然科学理论战线上的各种反动观点”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批判者认为,对自然科学领域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等资产阶级反动思想进行批判,是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在自然科学领域的反映,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他们把科学批判活动与批判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联系起来,与“批林批孔”和“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联系起来.许多人把批判科学中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观点看成是响应中央的号召,是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去完成的.尽管我国50年代的科学批判活动也与当时的政治形势有一定的关系,但不如“文革”期间的科学批判活动与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得紧密.

“文革”期间,人们简单地用唯物论和唯心论、辩证法和形而上学的标准去判别自然科学理论正确与否,这种做法显然是不妥当的.自然科学理论的是非不能简单地用哲学标准衡量,而且许多批判文章给一些自然科学理论标定的所谓“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标签,也是不符合科学理论本身的实际情况的.1956年中共中央提出的“双百方针”和1961年国家制定的《科研十四条》都明确规定,不允许给自然科学理论贴阶级标签和进行哲学批判,自然科学理论的是非问题只能通过学术讨论和科学实践去解决.“文革”期间所开展的科学批判活动,是明显地违背国家所制定的这些正确的科技政策的.

总结过去的历史教训是为未来的社会进步提供借鉴.自然科学的发展有其客观规律.尽管就“文革”期间绝大多数科学批判者的主管愿望来说,开展批判活动的目的是要促进中国科学事业的快速发展,但这样做的结果却阻碍了科学的正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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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祖宾]

[责任校对苏琴]

Criticism on Science Dur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in China

HU Huakai

(Dept.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Archaeometry ,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Hefei 230026,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foundation of PRC to the end of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e Revolution, a series of critique activities on science were held in China. This paper briefly discusses the main content of the critique, analyzes the character and method of the critical activity,and provides a preliminary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reasons, why the critique activities happened during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furthermore makes some briefly comments on this phenomenon. It points out that those critique activities are not academic disputes among different schools, but rather the reflection of ideological criticism in the science field, which combines with philosophy and politics.

Key Words: the Great Proletarian Cultural Revolution;Animadversion on science;Background of society;Representative instance

基金项目:中国科学院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国近现代科技发展综合研究”资助项目〔KJCX2-W6〕.

作者简介:胡化凯(1954),男,科学史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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