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辅彬/问,陈久金/答)探索·创新·解码——访谈录之十七

2008年10月14日 01:32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1964年陈久金先生从南京大学天文系毕业后,一直从事天文学史的研究工作。到了1976年,陈先生转向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开辟了中国天文学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并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其中《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填补了回回天文学史研究空白。陈先生还参与了“夏商周断代工程”, 编撰“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通汇”等国家重大科研课题。陈先生在天文学与天文学史的科学普及方面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出版多部科普著作,为弘扬祖国传统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本刊主编万辅彬教授在采访陈久金先生()


  陈久金先生是20世纪中国科技史界代表人物之一,不仅因为他担任过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副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也不仅因为他出任过少数民族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更主要的是他在中国天文学史特别是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领域有卓越的建树。在他退休以后,我们曾经邀请他来广西民族大学工作了一年有半,和我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可谓亦师亦友,志同道合。陈先生为我们广西民族大学科技史专业硕士点的建设作了奠基性的工作,我们十分感激。前不久,我们重逢并进行了无拘无束的访谈。

  万:老兄是退而不休啊,离开广西之后佳作不断,好评如潮,在“google”或“baidu”搜索您的大名,多达八千余条,这是您在做了大量学术研究之后,在科学普及方面的又一贡献,不过我们还是想从您的学术研究谈起,您是怎样走上天文学史研究道路的?

  陈:1964年我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分配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从事天文学史的工作。报到以后,天文史组的席泽宗先生即提议我开展古代历法的研究。我二话不说,坐下来便啃以前有关历法史方面的专著,下决心先打牢基础,为日后开展有关研究做准备。但在当时批判白专道路,提倡政治挂帅的形势下,无法按计划学习业务,而劳动锻炼、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几乎占去所有的时光。文革时的十余年中,研究工作几乎一事无成。当时只准搞运动学马列,不准干业务,谁干业务谁就挨批评,报刊也不准刊载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部科学研究的文章。当时谁要发表文章,得到的不是鼓励,而是批评。我和陈美东先生(也是搞历法史研究的)有一次就受到这样的批评和警告。1972年山东临沂县银雀山发掘出了两汉墓葬,其中二号墓出土了一份历谱,当时的竹简整理小组需找一个研究古代历法的人研究一下,于是便找到了我们。正好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了帛书《五星占》,墓葬时代为公元前170年左右。我们认为,这份《五星占》也属当时行用的历法颛顼历的五星部分,我们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形成了一组论文——陈久金、陈美东《临沂出土汉古历初探》,文物,1974年第3期;《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再探颛顼历的问题》、《从元光历谱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的出土试探我国古代的岁星纪年问题》,中国天文史文集,第一辑,1978年。事实上,我们有关的研究工作,在社会上都有积极的反映和肯定,《中国大百科·考古卷》采用了我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编纂的历表,在涂宗涛编《常用工具书简目》(陕西人民出版社,1975年)和徐锡祺著《西周至西汉历谱》(北京科技出版社,1997年)等书中都作了介绍和引用。张培瑜先生不赞成元光历谱使用的是颛顼历的借半日法,他利用计算方法,反推得元光历谱的历元在芒种,认为当时实行的就是以芒种为历元的历法(张培瑜《汉初历法讨论》,中国天文史文集,科学出版社,1978年),这才引发我们后三篇论文的出现。可见,科学研究中不同观点的争论是促进科学发展和繁荣的积极力量。研究所在秦汉历法史取得的进展和方法的积累,又推动了我们对《淮南子·天文训》、《史记·汉书》、《天官书》和敦煌居延汉简历谱等方面的研究。后来,我又进行了一系列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进一步促进了我在中国上古天文学史研究的深入开展。

  万:您一直走的是探索与创新的道路,早在1976年就开始和民族学家合作,跑遍了祖国的西南西北地区,深入到民间采访调查了十几个民族以及古代的匈奴、契丹等的天文知识,开辟了中国天文史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您能给我们谈谈您所开展的民族科技史的调查吗?

  陈:1976年以来,我一直在致力于从事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这是一项全新的研究工作,我曾立下志愿,要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天文学史作系统的深入的调查研究。期间虽略有穿插,但基本上是一个民族接一个民族搞下去的。现在已大致形成一套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系列丛书。1976至1978年,我与中央民院张公瑾教授合作研究傣历,唐山大地震时,我们正在西双版纳和孟连县作傣族天文历法调查,以后完成了一部10万字的书稿,因出版困难,被作为长篇论文《傣历研究》刊载在《中国天文史文集》第二辑中。1978至1983年,我与中国社科院民研所刘尧汉教授合作研究彝族天文学史,曾两次赴大凉山、一次赴小凉山作调查,于1984年出版了《彝族天文学史》。以后还独自研究十月太阳历,并于1988年赴红河州与红河州民研所副所长师有福合作翻译弥勒县彝族十月历文献《天文历法史》。1980年我到成都参加《藏汉大辞典》的编写工作,认识了藏族著名学者甘南拉卜楞寺的桑珠大师。在1980至1986年间,我与北京图书馆黄明信教授合作研究藏历,受到桑珠和西藏天文研究所许多同志的帮助,于1987年出版了《藏历的原理与实践》。1986年开始研究回回天文史,先后到银川、兰州、西宁、西安、南京、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区进行采访和调查,1992年完成《回回天文学史研究》。我开展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一直是按既定方针进行的,先是一个民族一个民族的做,在完成对傣族、黎族、白族、蒙族、苗族、维吾尔族等的调查之后,又深入地做了几个古代天文历法发达、资料较为丰富的少数民族的研究工作,先后发表了《彝族天文学史》、《藏历的原理和实践》、《回回天文学史研究》、《贵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等专著,最后于20世纪90年代加以概括和总结,完成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天文历法卷》和中国天文学史大系《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综合性著作(北京科谱出版社2008年出版)。这才算基本划上了一个句号。

  万:您是怎样转向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的?

  陈:文化大革命前给我们安排的科研环境就是靠图书馆、一张书桌、一杯清茶、几张稿子和一支笔,很少有外出考察和社会调查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我在一个全国性的研究组织天文学史整研小组工作,当时曾制定过一份全面开展各项研究的计划,其中包括少数民族天文历法的调查,出于对野外考察和社会调查的强烈兴趣,我选择了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这个方向,几乎一直干到退休而始终没有放弃。其间虽然也做了一些传统天文学史的研究课题,但少数民族天文学史总是占较大的比例。对于我的转向和选择,已故严敦杰先生与我有一次自由式的谈话。他说:“你是搞历法史研究的,现在转向不搞了,有些可惜。”严先生是研究数学史和历法史的,他对历法史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几乎比他晚一辈,他自然希望有人继他之后将历法史研究继续下去。他并没有说搞少数民族天文学史好不好,有没有研究价值。关于我的转向,并不是随意或者是好玩,而是有深刻的考虑的。刘尧汉、严汝娴是一对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教授夫妇,也是我从事彝族天文学史研究的合作伙伴。在从事彝族天文学史研究期间,我经常到他们家去。除了研究工作之外,也谈一些研究方法和信息。严汝娴教授有一次在评价从事两类不同的研究对象和方法时说: “从事开创性的研究,要比沿着老的传统的研究方向和课题重要的多。开创性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取得了前人没有做过的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取得了新的重要结论或推翻了传统的看法,从而产生重大的影响。一切从事开创性研究的自然要冒风险,可能会失败。由于探索的东西都是新事物、新观点,所得结果有可能最终被否定。但这些都不足以否定开创性研究工作的价值。如果一个人作了十项开创性研究,所得结论即使七八项都被否定了,只要有二三项获得成功,也将对社会发生较大影响。”我完全赞成严汝娴教授的意见,做研究工作,就要做开创性的研究工作。开创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比沿着前人的老路走,往往更容易做出更大、更重要的研究成果。无意中,她所说的话,似乎是针对我们研究所的研究方向说的,似乎是支持我科研方向的选择。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文献都比较齐全,清代就有一些学者,如梅文鼎、李锐、顾观光等开创了这方面的研究方向;民国期间,朱文鑫、刘朝阳等,又引进了西方新的研究方法和开辟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对古天文开展研究的方向,取得了很大的成果。是沿着他们的研究方向继续添砖加瓦呢?还是开辟新的方向,走自己的路?这个问题明确地摆在我的面前,供我选择。很明显,如果我沿着固有的研究方向努力工作,也可积累许多研究成果,如果研究成果卓著的话,也可成为第二个李锐,第二个朱文鑫。但是,我不愿意做李锐和朱文鑫,于是便毅然选择了开辟中国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的研究方向。

  万: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您曾担任过第二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的会长,您是怎样理解少数民族科技史的作用的。

  陈:少数民族地处偏僻,很多在汉族地区已经失传的工艺、科学知识等在少数民族地区还能找到。另外,少数民族还保存着一些极有特色的科学知识,如十月太阳历。早在20世纪30年代李亦人在其《西康综览》中便报道了在中国境内调查到的在少数民族中作用一年分为十个太阳月,一月36天的历法。40年代和50年代也不断有报道,只是搞科技史和历法史的学者们搞科研,不作文献调查、闭塞视听,竟然到20世纪70年代也无人知晓有这种历法的存在。直到1978年我们准备作彝族调查向民研所刘尧汉教授请教时,他才拿出有关十月历的资料。我读后十分在意,也十分惊讶,意识到这是一个新发现的值得研究的问题,便立即在这些资料的基础上,与其合作撰写了《彝族太阳历考释》一文。彝族是否使用过十月历曾经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彝族干部罗家修曾就《彝族天文学史》介绍的情况作反调查,出版了《古今彝历考》一书,先是认为没有玛尼兹这个人,是我们编造的,后又改口说玛尼兹是汉根(祖先是汉人),不懂历法,并认为没有任何彝文书籍或文字能够证明彝族有十月太阳历。但随后不久,记载十月历的彝文古籍一本本被翻译出来,先是西昌朱叶译的《日月星辰书》,继之红河州彝族文化研究所师有福译的《滇彝天文》和《十月兽历》,然后有贵州的《彝族创世志》和《土鲁窦吉》等。尤其是后者,出自著名彝文翻译家王子国收藏的赫章县阿候布摩世家历代家传的珍本。彝族学者马德清后来在第五届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国际会议十月太阳历座谈会上认为,彝族有十月太阳历是肯定的,用不着再争论了。但我所关心的彝族有无十月历,并不是它的结果,而是把它看作研究起点。由于早就注意到白族、纳西族、傈僳族、哈尼族等都有十月历痕迹,那么应是西南少数民族普遍使用过的历法。问题是十月历法古老到什么程度?如何起源的?汉族文献有记载吗?我个人认为华夏文明受到十月历的深刻影响,阴阳五行,天干十日的名称和观念都源于十月历,八卦的观念也由十月历延伸出来的。华夏文化中有一些未解之谜,可以从十月历获得解答。在中国,十月历和农历的起源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只是产生形成于不同的民族之中,十月历产生于古羌人的文明,而远古上古的黄帝、帝尧,包括齐鲁文化在内都属于西羌文化。山西临汾陶寺尧都天象遗址十个夯土二十个节气历法的发现为研究十月历的存在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农历则源于东夷文化。从这可以看出,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是长期以汉族科技史研究为中心的中国科技史的重要补充;也是对不同民族的科技发展经验进行的总结,不仅丰富了人类文化宝库,而且保护了少数民族文化基因。

  万:田野调查在科技史,特别是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有何意义?

  陈:开展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往往需要作实地调查,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到现场物色合适的文献、文物,同时寻求翻译的合作对象。由于少数民族往往科技文献不足,常需通过口头调查探讨作为文献资料的补充。有的少数民族直至解放前仍没有创立本民族的文字,有的少数民族虽然文化水平并不低,但通常都使用汉字进行交流,其本民族的科学技术和发明创造,往往得不到应有的记载而趋于埋没,人们通过口头调查,可以抢救出一部分历史资料。社会调查的内容和方式多种多样,有的是遗址、遗物的考察,有的则是口头采访历史上发生的某一史事,仅守在首都或某几个大城市查找史料,也许不能解决问题,但有针对性地到事件发生地作实地调查,就往往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虽然相隔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事件,通过代代相传或地方史料的记载,却可获得具体资料。通过社会调查,还可弥补对一般史料查阅工作上的缺陷。口头调查又称口碑,它是历史文献资料的重要补充,我们万万不能忽视。有的科学史家往往以工作忙、缺少工作经费等为借口,不作实地调查,以至于收集资料不完备,这是一个严重失误。事实上,历史文献中很多史料,也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口耳相传的形式记载下来的,例如三皇五帝的传说,盘古开天辟地的传说等,这些传说之记录为文献,出现战国秦汉,显然已是很早的事,但与三皇五帝的时代已相隔数千年。传说毕竟不是历史,但又是历史的影子,只要应用得当,还是很有价值的,关键在于用正确的方法看待和处理这些资料。对于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其历史古歌特别丰富,这些大都是代代口头相传至今的,其中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科学史料可供我们利用。收集这些古歌到现场采访当然是一个方面,但实际上,20世纪的民族史家,已经为我们做过许多有益的工作,有很多经过民族史家翻译整理后的民族古歌,已经用汉文出版,我们可以通过民族系统的文献检索方法,收集到这批资料。

  万:您的大作《回回天文学史研究》填补了回回天文学史研究空白,您能给我们讲讲您是怎样稽古钩沉,访查民间,探寻出回回天文学传入中国源远流长吗?

  陈:回回天文学史是我从事少数民族天文学史研究中最后一个较为深入的大型研究工作。开始于1986年,完稿于1992年,历时七个春秋。是我五十岁前后、研究工作较为成熟时期的作品,故杨怀中教授称其为“一生研究生涯中最精华的阶段贡献给回回科技文化的研究”。我先从搜集散落在各地的第一手的天文文献着手,第二步再深入地从事传统的回回天文文献的研究。在我作回回天文学史调查时,曾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为了搜集鲜为人知的散落在民间的中国穆斯林天文文献文物,我曾与王渝生博士、陈鹰女士合作,先后到银川、兰州、西宁、西安、南京、乌鲁木齐、喀什等地区进行采访和调查,合写了《回历1335年维吾尔三用历书剖析》的论文,陈鹰女士还单独撰写了《天文书及回回星占术》一文。在采访和调查过程中,我们得到了宁夏社科院回族伊斯兰教研究所所长杨怀中教授、西北民族学院西北民族研究所所长罗万寿教授、陕西伊协马良骥先生、南京伊协杨毅先生、喀什文管所所一长买买提·祖能先生和北京中国伊斯兰经学院赛生发先生的指点和帮助。我们还走访了全国各地的许多清真寺,结识了许多阿訇朋友,从他们那里也得到许多教益。从事回回天文学史的研究无疑是有重要价值的,杨先生在给我写的序中将其归纳为科学史、回族史、伊斯兰教史和科技交流史四个方面。正如杨先生所述,在作出课题选择时,是否具备承担该课题的科学素质和技能是应该事先考虑清楚的,例如,回回历法几何模型的求解、立成表制作的科学分析等。不具备这个素质,就很难将问题做深入。当然,笼统地说填补了回回天文学史研究的空白是不准确的,因为前人已经做过《回回历法》和“七件西域仪象”的研究,但如此系统地深入地从各方面开展对回回天文学史进行研究并完成一部专著,确实还是第一次。正如杨先生所指出的,其中也是第一次从天文学上发掘前人所没有接触过的新问题。第一次作出有关问题的系统调查,应该是有开拓、有创新的。

  万:您参与了组织《中国古代科技典籍通汇》编辑出版工作,从浩如烟海的古代文献中搜集整理,发掘钩沉,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和科技史奠定了史料的基础,也请您谈谈体会。

  陈:熟悉史学的学者,一般均懂得史学文献的检索方法。为了便于检索、引征方便,中国古代很早就有人将各种文献分门别类按照一定的方法进行编排成书,人们通称之为类书,魏文帝时有《皇览》,唐代有《北堂书抄》、《艺文类聚》、《初学记》,宋代有《太平御览》、《册府元龟》,明代有《永乐大典》、清代有《古今图书集成》等。由于经过多次分类搜集整理,各类史料已较为齐全,查找起来比较方便。故梁启超在介绍《中国历史研究方法》时,对一般历史文献的检索干脆略而不说,认为是极简单之事。在这些类书中,各类科技史文献也都分门别类地作了整理,检索起来较为方便。从南宋开始,在社会上出现有依一定原则体例编辑的丛书。最初的丛书往往各类兼收,后来又出现专门学科性的丛书,各类重要学术著作,也大都收在其内。从事学术研究的人,可以很方便地从丛书里找到所需资料。这样,它的用处也就越来越大,从而丛书目录也就应运而生。现今在社会上流传的《中国丛书综录》就是一部便于从总目、分类、书名、作者各个角度进行检索的工具书,是科学史家必备的工具书之一。另外还有象《二十四史纪传人名索引》、《十三经索引》等为学术研究专门提供的检索工具书可供利用,为研究人员查找史料提供了方便。各学科的科学工作者,为了提供本学科研究人员检索当代论著目录提供方便,还专门编撰了各分科论著目录,如《中国古代科技史论文索引》和《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等。为了为科技史工作者查找古代科技文献提供方便,我所近年来曾组织近百名科技工作者用了近5年的时间,编撰出版了十卷50册近五千万字的《中国科技典籍通汇》,有此一部书在手,中国古代重要的科技史文献大都被选载其中,可以免除到图书馆大量查找借阅之劳累,节省许多时间和精力。

  万:您参与了轰动学术界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工作,并和其他三位科学家获得了科技部的奖励,我们想请您谈谈这里边的故事。

  陈:我选择承担这个课题的研究,不仅仅是以前曾关注过这个问题,个人有兴趣;还因为九五期间,国家设立了一个重大科研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西周年代学研究虽只是其中一个小专题,但却是解决和发掘西周诸王王年的唯一手段。通过五年的努力(1996~2000),研究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曾获得“九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计划“优秀科研成果奖”。利用考古发掘出来的西周金文年月日月相记录,研究西周王年的方法,自从王国维创立以来,就一直有人在做。前人没有解决好的老问题,我们具有什么优势能够解决得更好呢?这是在做选题立项时首先要考虑好的问题。优势包括三个方面:其一是人才方面的优势,为了开展这方面的研究,集中了200位国内第一流各学科的专家,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采用多学科通力合作的方法,发挥各个学科的优势。以前从事金文历谱研究都只是个人的行为,有些文献和器形在行的学者,天文历法不在行;有些天文历法在行的学者,器形文献不在行。由于是个人行为,往往片面单一,不是存在这方面的缺点,就是那个方面的缺点。而研究工作如果一方面有缺点,整个工作就是难以弥补的。断代工程正是发挥了集体的优势,不但有金文历谱研究小组,而且有金文纪时词语研究小组,文献调查整理小组和铜器分期研究小组。除此之外,还有天再旦研究小组和伐纣之年研究小组。在考古方面,同期研究的有西周燕都遗址年代测定、晋侯墓地和天马曲林遗址年代的测定,都在围绕同一目标努力工作着。各个小组互相独立工作,而最终所得结果又必须是相互协调的。实践证明,集体多层次研究结果和个人研究结果相比,两者决然不在同一科学水平上。无论谁有多么强的研究水平,都比不上大集体的力量。其二是利用了最新科技知识和手段。这有两个方面的作用,一是改进了碳14测年的方法,使测年精度由正负100年的误差缩小到正负20年甚至更小。缩小了测年误差,碳14测年的方法终于成为西周王年研究的有效手段。这在解决晋侯苏墓葬的年代和殷周界标问题时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如果测年达不到这个精度,则对西周年代学的研究就起不到作用。二是改进了推算西周交食时所用地球自转速率变化常数的精度。这是世界上最新研究成果,为准确推定懿王元年日食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没有这一常数数值的改进,这次天再旦日食也就不是这个年代。从而整个推算结果也就不是这个结果了。这两项科技方法的改进也是缺一不可的。而在以往,人们对这两项先进科技一项也利用不上,因此,在此之前也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的结果。其三,新出土的金文月相资料成倍增加,而且有几条关键性的资料被发现,为推定西周王年提供了实证。金文西周月相资料,是推定金文历谱从而解决西周诸王王年的基础。但是我们开展研究之前,现有的记录还比较少,证据极不充分。研究工作开始之后,几项关键的资料出现了。一是晋侯苏墓载有一组月相资料的出土,既证明了厉王应该在位37年,也有力的提供了厉王33年的月相干支。二是静方鼎月相资料的公布。我们不知道其何时被发掘,但日本首次公布的时间则在1997年。从记载的文字可知,它记载的一定是周王伐荆楚期间的事。从而它告诉我们,在周昭王十九年的八月既望,一定是丁丑。这就严格限定了昭王十九年的条件。三是陕西长安县出土的吴虎鼎,1992年出土时没有发现铭文,直至1997年除锈时才发现铭文。文中有“申厉王命”,与十八年字样,可见这项厉王时期下过的命令,可能由于厉王被国人所逐,没有得到执行,因此,这“王十八”重新执行的命令就一定在宣王十八年。它告诉我们,该年十三月既生霸的干支一定是丙戊。由于此鼎出土在前,而此鼎与吴虎鼎铭文字体格式酷似,李学勤先生认为此鼎也当属宣王器。可以与吴虎鼎相联系的是十六年克钟,因其铭文载“王在周康厉宫”,即这个载厉王宫里的王,也就一定是宣王。而联系到宋代《考古图》著录的伯克壶,其文饰均为克这个人所造,又在同一年内,故也当为宣王时器。又据前人研究,兮甲盘和虢季子盘也都为宣王标准器。而中国历史纪年由此可以判定长期争论不休的西周月相名词的历日范围。据以上宣王铜器推得初吉在朔前一日和朔日;推得既生霸为初三、初五和十日;推得既望为十八日;既死霸为二十四日。这次所排金文历谱最大的特点是广泛的听取各家意见,建立起统一的模式。与此直接有关的会议不下二十次,历谱修订了也有十几次。当然,我们即使做了很大的前所未有的努力,至今仍然只是阶段性成果,也许随着新的发现,还将作出新的修改。

  万:在几十年的研究过程中,您有了很多体会与积累,并且在来广西民族大学工作期间撰写了《科技史研究方法》的书稿,其中很多真知灼见,是不是先就选题问题谈谈您的高见。

  陈:选题立项,是从事科学史研究的最基本工作,但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环节,有一些青年科学史工作者往往找不到研究课题。没有研究课题,工作就没有方向,虽然可以通读一些书,增长一些基础知识,但从具体研究工作成果来讲,却无进展,长此下去不但个人能力得不到实际锻炼,研究水平得不到提高,考核起来也无业绩可言。由于选题的性质和人们主客观条件不同,是没有一个固定的科研选题模式的,但是,仍存在如下一些基本原则是须要遵循的:第一,需要性原则。选题要符合社会需要和科学发展的需要,其中经济发展的需要是最基本的,起决定作用的需要。科学是第一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是科学研究的根本目的。经济发展所提出的科研选题的解决,又常常可以获得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科学价值。选题若离开了经济发展需要这个中心,也就失去了根本方向,其繁荣和发展也就失去了根本的动力。另外,跟踪世界科学发展需要的课题,也是重要的一个方向。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科学内在矛盾运动的结果,是推动科学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科学自身发展中提出的课题,也是选题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些影响本学科发展的课题,以及不同学科接触点上的课题,常常会产生重大的科研成果,甚至创立新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第二,创新原则。选题应该具有创新,即具有新颖性和先进性。是别人没有提出过,尚未解决或没有完全解决的课题。选定具有创新性问题作为科研选题,是科学研究的最基本要求,科学研究的灵魂就在于创新,即通过科学研究力图获得创造性的科学成果。简单重复他人已经作过的同样工作不是科学研究,因此,别人已经完成了的课题,不是选择的对象。第三,科学性原则。明显地与已被证实的科学理论相违背的课题,不应该作为选择的对象。毫无理论根据的,把推翻或改变被确证的理论作为研究课题,是没有任何科学性的。毫无事实根据的题目不是选择的对象,缺乏必要科学事实根据的课题,一般不应作为选题的对象,如永动机的试制等。第四,可行性原则,是指选题所具备的主客观条件。客观条件主要指科学背景,原材料、资金、人力、期限性等。主观条件主要是指研究者的知识水平和研究能力、科学素质等。对科研群体,就要考虑整体知识结构和水平,整体的科研能力和人员配置。因此,尽管选题虽有创新性和科学性,但如果实现的主观条件不具备,则难以取得进展,就可视为不具备可行性的课题,不应作为选题的对象。我们可以举一个实例加以说明。汪日桢的《历代长术辑要》是科学史界和历史界从事科学研究必备的工具书,没有它,中国历史上月日纪录就无法加以考定,它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是毫无疑义的。在中国历史上,曾留下大量的历史资料,并留有各种史迹的月日纪录,尤其是清代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其中也包括科技史的研究,已较为发达。为了开展史学方面的研究,需要一份较为完备的历代月朔干支表,已成为社会迫切的需要,汪日桢着手进行这项工作,正是出于当时社会的需要。汪日桢在制订这项研究计划时曾作过调查,中国古代的历史资料,自秦以后的纪录是齐配的,载在历代正史之中,只要有深厚的历算推算基础,是能够完成历代历日的推算工作的,况且在历史上宋刘羲叟就曾作过刘氏辑术,只是可惜全书久失,仅存通目录,同时宋元明三代也无人作过,这是一项填补空白创新之作。所以,从事这个科研项目的客观条件是具备的。按照汪日桢母亲在《长术辑要》序文的绍,“汪日桢既 好史学,又喜习算”,有志于作历代长术辑要的工作。在那个时代,科学研究,做学问,完全只是一种个人爱好。汪日桢熟悉中国历史文献,又擅长历算,受到家庭的理解和支持,尤其难得的是其一旦选定这个科研项目以后,尽管计算繁复,难度很大,在如此巨大的工作量面前,意志坚定,从不退缩,持之以恒,三十年如一日,才终于完成这项大业。所以,这项研究的主观条件如科研能力、科学素质等,都是很好的。故一项成功的科学研究,主客观条件均须具备才有可能完成。其一生劳苦皆为人用,至今并未减少其工作的科学价值,我们也永远不会忘记其为史学所作出的贡献。

  万:有了选题后,怎样把课题做好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也请您给后学提点意见。

  陈:确实,有了选题后,如何把课题做好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认为首要的是对文献的搜集整理,现今无论从事任何一项科学研究,都离不开科学文献的搜集,它是学习他人以往研究经验,增长自己与此有关知识的最有效的科学手段。一般说来,尽管科技史的研究方法上需要采用一些特殊手段,并且许多研究方法也将与自然科学有关,但它终究属于历史学中的一个分支学科,其研究手段与历史学有许多相似之处。从这点说来,其历史文献资料的搜集就越加显得重要。以往很多人都习惯于在书斋里研究科学史,从文献到文献,除此以外,就没有多少更好的办法了,见有文献记载就是真理。其实,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文章和书籍,均是通过历代文人记载下来的。事实证明,个人的认识和记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也存在认识上的某些错误,这就要加以辨伪和考证了。事实上,无论哪个时代,没有记载下来而为人们所遗忘的重要史事均多得不胜枚举。文献所以缺载,有多方面的原因。有的是故意缺载,这就凭个人好恶了;有的则是没认识到。科学文明是由广大劳动人民所创造的,古代文人往往脱离社会生产实践,脱离劳动人民,所以,大量的发明创造均没有记载下来,为人们所遗忘。有的虽偶有记载,只是一鳞半爪,难以求其真。为了克服这些缺点,科学史家应该而且可以走出书斋,面向社会,作调查研究,以求补充书本文献资料之不足。应该说,收集资料,还是比较容易的事。只是较为有经验的学者,可以较容易地获得所需的资料,没有经验或者经验不足的青年学者,通过不太熟悉的途径,甚至有经验的学者帮助和指导下,最终也能获得这些资料。文献对于研究工作之重要,犹如做饭需要用米,资料就是米。巧妇难为无米之炊,一个出色的科学史家,决不能离开文献资料去抽象地做研究工作。然而利用史料做研究工作,却有巧拙之分,就如巧妇能用普通的米做出香喷喷的饭来一样,而不高明的炊事员,则做成夹生饭或糊饭。这就要求成熟的科学史家能够熟练地掌握一种或数种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根据不同课题和场合,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作为对策,因地制宜地解决问题。除了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之外,如何写科学史论文也是较为关键的。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点:第一,在写文章之前,一定要列出提纲,这就是写文章的纲要和计划、目的和宗旨,在整个撰写中,都要围绕这个提纲进行。第二,写文章要注意层次,先讲什么,后讲什么,事先安排好,要一环套一环,层层展开,最后得出结论,使得文章有条不紊。第三,写文章要有逻辑性,讲求推理。逻辑思维混乱,决成不了一篇好文章。第四,写文章要简明、省约,要惜墨如金。对写成的东西,要反复推敲、锤炼,使其成为精品。第五,写文章要注意前后呼应,使其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各段各句,都要成为全文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纲举目张。如有可分割的部分,则就可抛弃。前后连贯不上的东西,就坚决抛弃。第六,写文章要讲求修辞,即讲语言美。行文用辞,语言要丰富。要避免同一辞汇频繁出现,要使文章讲起来顺口。我们现在的研究环境和条件,比以往要好多了,我们现今既成为一个科技史工作者,就应该树立有远大理想,要讲求奉献,要很好地利用现有条件,打好基础,多出科研成果,不要急功近利。目光要放远一些,争取在不久的将来,在我们这批人中,多出几个杰出人才。

  万:这些年来,您做了大量天文学与天文学史方面的科学普及工作,而且影响更大,海峡两岸先后出版了《帝王的星占》、《泄露天机》、《星象解码》、《中国古代的天文与历法》等多部科普著作,特别是《星象解码》,席泽宗先生还为您写了序,认为“这本书带给读者的还有更厚重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的层面,这种集天文学和传统历史文化知识普及于一书的作品,对于读者自然是十分难得的一份宝贵精神财富,对于祖国传统文化和传统天文学的弘扬也是一件可喜可贺的工作。”

  陈:《星象解码——引领进入神秘的星座世界》是一本系统介绍中国传统星座星名的起源、含义,以及隐藏在星名后面的故事。说到星座故事,人们联想到的恐怕就是古希腊的星座神话故事,且常为它们生动的故事情节、深厚的文化内涵所折服,以至于觉得故事与星座简直等于合为一体了,这些故事对此星座来说已经有了不可替代性。其实,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我们中国自己的传统星座体系时,回头看看我们祖先的星座神话故事,也会有同样的感受。何况,我们中华民族创造的华夏文明是世界五千年历史上唯一没有间断的文明,而且中国古代天文学有着同样悠久的历史和辉煌的成就。可以想象,在如此悠久的历史中形成的星座体系,该是怎样的充满历史寓意和文化内涵!您了解了这些故事,就会发现头顶星空中原来还铺展着一个五彩缤纷、变换多姿的中国式的神话、典故、历史人物世界,这个世界是同样的生动有趣和博大精深!这本书以介绍十二月中星为线索,以二十八宿及其附座为骨干,将一个个星座、一个个故事连接贯穿起来,围绕着每一个农历月的中星将与其有关的故事向读者娓娓道来,并对中国星名的含义和来历给出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每个月只重点介绍两三个主要星座,认识记忆起来并不困难。在认识和辨认这些星座时,您只需在傍晚时仰望头顶上的星座,并对照本书有关星图即能找到。书中配有百余幅插图、包含近百个历史或神话故事。在社会经济文化飞速发展的今天,每一个中国人都应该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除具有较高的专业知识以外,也需懂得华夏文明其他方面的一些基本知识。中国星空,就是这些基本知识的一个方面。很难想象有着高等文化教养的文化人,对于古代农妇也能信口说出的星座知识,在他们的头脑中空空如也。现代化的城市灯光和环境污染,已经使我们距离星空世界越来越远,人们难得见到灿烂的星空。因此,我希望通过这本科普著作,让更多的人认识中国星座、学习中国历史,以及通过与星名有关的历史故事和神话故事,加深对星座的认识、理解和记忆的三重目的。

  万:谢谢您用了那么多时间和我们深入交谈,对我和后学们都有很多启迪,欢迎您有时间再到广西民族大学讲学、指导。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苏 琴]

  作者简介:万辅彬(1942-),男,安徽繁昌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兼职博导,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陈久金(1939-),男,江苏金坛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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