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钝问,古克礼答)继往开来 薪火不尽——访谈录之十五

2008年10月14日 00:29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继李约瑟、何丙郁之后,古克礼于2003年就任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他有什么样的家庭和学术背景?什么原因引起他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怎样能在天文、数学、医学这些不同的知识领域游弋同时承担繁重的行政工作?他同李约瑟的关系如何?他对李约瑟研究所的现状与未来有何看法?他怎样看待中国科技史研究在国际学术界的地位以及相关的国际合作问题?通过访谈,古克礼博士回答了这些问题。

  刘:首先感谢你接受我代表《广西民族大学学报》进行采访,从2004年开始,该刊就以中国科技史为主要发展方向之一,每期都推出一位有影响的学者的访谈,学界反映效果还不错据我所知,你是第一位被采访的西方学者。

  古:那我三生有幸了,只是中国以外的同行似乎还没有注意到这个有趣的系列访谈。

  刘:可否先介绍一下你的家庭和早年教育?

  古:我1946年出生于一座叫做贝特福德(Bed-ford)的小城,恰好位于牛津和剑桥之间,多数人可能没听说过。

  刘:容我插一句,你长我一岁,我们是同一代人,但成长的社会环境大不相同。至于贝特福德,我还专程去访问过,因为那是《天路历程》作者约翰·班扬(John Bunyan)的故乡,我很早就读过这本书,当然远在文化革命和60年代初中国提倡阶级斗争之前。

  古:我的父母都属于你们说的“劳动人民”。父亲是一位玻璃匠(glass cutter),母亲给人当佣工,也做过店员。同经历过二次大战的许多英国夫妇一样,他们决定推迟生育直到战争结束,这给我带来了双重后果———第一,使我能够独享父母的关爱,就像你们的独生子一样,要知道我仅有的哥哥比我大12岁;第二,使我成了战后生育高峰造就的baby bulge一代的成员,这一代人现已到花甲之年了。

  刘:你的出身使我想起英国科学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如科幻作家威尔斯(H。 G。 Wells)和“两种文化”的提出者斯诺(C. P.Snow)。如后者所说,科学、战争这些因素都促进了近代知识社会中阶级结构的变化,人文与科学教育不再是贵族与绅士的专利,这在英国十分明显。

  古:我的父母当时所做的一项明智决定就是,让我这个宝贝疙瘩接受他们所不曾得到的良好教育。他们的想法与战后英国的社会环境恰好合拍,1945年工党政府的上台带来一些增加教育、鼓励创新和提供更多社会保障的措施。当时英国所有的公立学校已经实行免费教育,我在当地政府办的小学受到不错的教育,本来我可以继续在政府办的公立中学学习,但是11岁那年我获得当地一所过去被叫做“私立学校”的特殊学校的奖学金,于是转学到那个相当不同的学校去并学会适应那里的社会环境,那是一次不太轻松的经历。从那里毕业后我去牛津大学学习工程,因为家庭环境不富裕,交纳学费和维持大学的食宿对我来说都是比较艰难的。我从牛津的大学学院(UniversityCollege)得到过一个很小的奖励,主要是荣誉性的,就是有资格穿比其他学生更长一点的学袍。

  刘:你什么时候开始对中国科技史感兴趣的呢?

  古: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有点难度。记得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对中国有些模糊的兴趣,有一次母亲在公立图书馆找到一本书,是1920年代由一位旧金山的美国人写的,当时美国有一种针对华工的排外情绪,而作者企图告诉他的读者们,中国文化充满了美好事物与正面价值。我不知道此书在美国的影响有多大,但是对我确实产生了很深的影响。我也读过许多关于在中国旅行的书籍。所有这些就是我早期关于中国的知识背景。

  刘:你的工程背景怎么会转到中国科技史方面来呢?

  古:从牛津毕业后我到一所中学当物理老师,那时的我将学习中国古代经典当作一种业余爱好,使用任何可以得到的材料作为自修读本。经过多年缓慢的摸索,我学到了比一个在正规大学里该领域学习的学生要多得多的知识。当我最终从伦敦大学亚非学院(SOAS)得到博士奖学金时,我高兴地发现自己对此领域并不十分生疏;更为幸运的是,我得到一位优秀学者的指导,那就是刘殿爵(D.C.Lau)先生。

  刘:就是那位编纂过大量中国古代文献的逐字索引并将许多经典翻译成英文的先生吗?

  古:是的。我从他那里学到大量知识,对此我将终身铭记。

  刘:你在中国科技史方面最早的工作是什么?哪一篇作品使你感到成功和满意?

  古:在SOAS,起初我想从事中国古代钢铁史的研究,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工程背景对此或许有所助益。在申请奖学金的时候,我就从《天工开物》中选译了有关冶炼的章节。幸运的是,一位好心的教授提醒我,如果你选择这一方向就会在某位考古学家的指导下学习,而那位先生是以不过问学生的学业出名的。所以我就转向研究中国早期的宇宙论,诸如盖天说、浑天說等等。刘殿爵先生指导我参看李约瑟博士《中国的科学与文明》第3卷涉及中国天文学的内容,要求我核查李约瑟给出的所有原始文献、批评性研究、翻译和解释。在这一过程中,我接触到《淮南子》书中一段李约瑟认为非常费解的原文,也就是“正朝夕”那一段。我发现自己能够对它作出合理的解释,结果就有了我的第一篇学术论文,那是在得到博士学位之前。

  刘:这篇《地平说的中国埃拉托色尼》( AChinese Eratosthenes of the Flat Earth: A Studyof a Fragment of Cosmology in“Huai Nan Tzu”,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39, no。 1 [1976]: 106-27)的确富有创意。我孤陋寡闻,直到数月之前才读到,在此之前根本不知道你在30年前就对《淮南子》中的“正朝夕”术文作出了很好的解读。某本近期出版的中国数学史著作也谈到这一问题,但是作者似乎也不知道你的这篇文章。

  古: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较老一代的学者缺乏国际交流的机会,因此不了解国外同行的最新工作是值得同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年轻一代的学者、特别是有机会同国外同行直接交流的朋友们,在这方面则应有更高一点的要求。

  刘:我理解你的意思。一个例子是关于唐代一行测量大地时涉及到的三角函数表问题,已故的刘金沂先生和你都有一篇文章,但刘发表在后,据他说成文之后才听席泽宗先生介绍你的工作,我相信这一说法。

  古:可见国际交流非常重要。李约瑟毕生都致力于这一目标。西方学者甚至是号称汉学家的人们忽视中国学术界研究成果的也不少见。

  刘:让我们回到你的学术生涯。能否多谈谈你在SOAS的经历?

  古:我的学术生涯(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肯定不能算是正常的。直到过了孔夫子定义的而立之年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再就是在那个时候没有人可能因为对中国科学史有研究而找到工作。我在剑桥Clare Hall学院获得了一个博士后的机会,利用大量时间学习日语,熟悉了薮内清(Yabuuti Kiyosi)和能田忠亮(Noda Churyō)的著作。但是我还得设法生活,所以我回到中学去教物理。最终我成为伦敦一所高中(类似于你们的重点高中,就像我曾经就读过的那种由过去的私立学校改成的学校)科学部的负责人。那里的报酬不错,况且由于前任的懒惰与缺乏责任心,我的工作十分顺利,通过引进新的教学内容和购置大批科学器材很快就见成效。我从物理教学中得到的一个巨大收获是,在教好这门课程之前,你必需真正理解它的精髓。我在中学和大学的物理考试中都取得过好成绩,但那时候从来没有认真思考过这门知识的基本意义。这段经历对我思考不同文化中科学的历史及哲学是很有好处的。就在我快要成为一个有着浓厚人文兴趣的高中科学教师的时候,一则广告改变了我后来的命运———那是SOAS招聘亚洲技术史讲师的消息。尽管这一新的岗位意味着收入的减少,我还是决定申请并最终得到了这一位置。

  刘:这是值得庆幸的事情。优秀的高中物理教师和科学部主管固然宝贵,但具有人文修养又经过科学训练的人才是真正的珍稀动物。

  古:可是还有不顺心的事情。我被任命时被告知这一新岗位的工资将由伦敦大学和SOAS共同承担,但是一年以后人家告诉我原先的理解不确,实际上两家都无意为此岗位支付资金。所以你看,这不是说应聘者需要自带钱粮来SOAS上班吗?你可以想像当时我是多么沮丧———我已有两个孩子,而且前妻一直就对我主动辞去中学科学部主任那份收入可观的差事而耿耿于怀,现在我面临着失业的危险。正在此时,何丙郁教授伸出了援手,他建议我同某个有意赞助这一岗位的基金会联系。幸运的是那次申请成功了,我继续留在SOAS工作达13年。在SOAS我必需用很多时间来从事普通中国历史的教学,这也给我提供了学习这一领域中大量知识的机会。同时,因为有几位学生想了解中医,我也不得不去读有关的医史文献,结果发现那是一个博大而有趣的知识领域。我在SOAS的时候已经开始为李约瑟做事,而且越来越多,为此我必需利用业余时间。在SOAS的历史系我承担着繁重的管理工作,包括组织考试、指导研究生等。尽管我最终获得了永久职位,但是看起来绝对没有充足的时间去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刘:不管你自己怎么看,别人都认为你同李约瑟的关系非同一般,请你谈谈同李约瑟以及他身边人士的关系。

  古:李约瑟是20世纪一个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他对学术与对人类文化理解的贡献都是极为突出的。但是直到他相当老时我才得以同他近距离地接触,所以我没有那些从一开始就追随他工作并将自己的学术生涯同他的计划联系起来的那些人那样的经历。事实上,我必需坦白,起初我对李约瑟的工作有些怀疑,部分原因是他在政治上强烈地倾向于中国,即使那边发生了不好的事情如文化革命。对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同事来说,李约瑟有时表现得像依靠“中国——对与错”这样简单判据来行事的人,但我觉得一个历史学家应该采取更超脱更客观的立场。我第一次为李约瑟做些有意义的事情是1990年在剑桥组织关于中国科学史的国际会议。他显然认为应该召开这次会议,但是当我问他筹备工作有何进展时,他说到目前为止什么也没有做,你来干好了。于是我就干了。那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实际上我不得不独挑重担,而此时我在SOAS还根基未稳。从1992年开始我开始介入将《中国的科学与文明》(SCC)计划继续下去的工作。也是从那时候我开始对鲁桂珍有更多的接触。看到她是多么注意同李约瑟保持一致是十分有趣的,以致人们很难说清她自己对李约瑟计划的贡献在哪里。除了鲁桂珍,李约瑟的合作者中间同我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何丙郁了,他的支持和友情我将永远不忘。还有KennethRobinson,在李约瑟在世的最后岁月里,他经常指点我研究所中种种纠纷的症结所在,并且帮我克服了不少具体困难。

  刘:可否向我们的中国读者介绍一下你的研究特点?

  古:要知道我对有关学术问题的观点,我想人们最好去读我的几部论著。但是这里还是可以举出一点,来说明为什么我会以那种方式工作。我理解技术方面的事情相当笨拙,部分原因是对同一原文可能有数种不同的解释,而我通常不按照多数人认为是正常的方式去学习。比方说,我总是相信在阅读后人的注释或其他二手文献之前,首先阅读原始文献并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解读是最好的学习方式。这将花费较多的时间,但它意味着当自己觉得搞清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会获得一种相当自信的感觉——或许更重要的是,会知道自己还不知道些什么。一旦我弄懂了什么事情,我就尝试用简单而清楚的方式将它们写出来,那时候我就想像自己是在为某个像我过去一样、需要从根上开始理解这一课题的人来写作。我不指望给什么人留下印象,也不追逐时尚;我只希望写出来的东西有用,即使以很不起眼的方式来表达。

  刘:现在我们来谈谈李约瑟的SCC计划,我知道你从1992年开始就负责SCC的编撰和出版工作。

  古:就任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之前,我被卷入它的出版事务已超过10年了。有两方面的事情,首先当然是以总编辑的身份推进SCC计划,包括督促那些承诺写作任务的合作者们,而当某位人士看来绝不会或绝无可能完成其承担的工作时(这种情况时有发生),则必需尽快找到合适的替代者。

  刘:何丙郁先生在他新出版的回忆录中说李约瑟将他的合作者称作collaborators,而这个词在二战时指那些同纳粹有关联的人,因此有的人不喜欢这个词。当然这也可能是老先生在讲笑话,我想没有人真的会如此联想。

  古:无论如何,我们还是沿袭李约瑟生前制定的框架和体例来继续这一庞大的计划。李约瑟故世后出版的分册中也有署“某某人执笔(by)”或“某某人编辑(edited)”的,那要根据具体情况而定。但我们还是广义地使用“合作者”这一说法。作为SCC计划的管理者,我有时候需要为合作者寻找经费,以使其享有自由写作的时间或与同行讨论交流的机会;而当一部书稿送到之后,又必需寻找有资格的专家来审读,给予认真的评价,后者经常会提出繁多的修改意见。所有这些都需要同作者商量,这是一项需要大量技巧和讲究策略的工作。为此要付出很多时间,克服种种意想不到的麻烦。当然,这一切都是必要的———SCC中的任何一本书,都应该成为相关领域中用西方语言所表达的最权威最详尽的结果,并可能引导相关课题到一个新的研究水平。

  刘:说到这里,我想转达一个许多同事都有的疑问,就是2000年出版的医学卷(SCC, VI: 6)从篇幅到体例都与SCC以往的卷册不同,具体来说,它的主体是李约瑟和鲁桂珍的五篇论文或单行本;而据我所知,李约瑟生前是非常看重SCC医学卷的。这一情况是否与近年来中国传统医学在中国、日本和西方的研究热潮,以及你所说的要体现“最权威最详尽结果”的初衷有出入?

  古:很高兴你提出这个问题,尽管有关的背景我已在这一册的SCC总编序中作了相当清楚的解释,受李约瑟委托担任这一册编辑的席文教授(NathanSivin)在其撰写的导言中也有说明。如果简单地提醒一句,该册的最初稿本在1992年李约瑟在世时就已完成,并想一想孔夫子对自己的描述——“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许多中国学者就会立即明白其中的原委了。

  刘:也就是说,这样做是李约瑟本人的旨意了。

  古:作为一名科学家和理性主义者,李约瑟知道自己不会永生,但是作为一名写作者他的表现却一如既往。就SCC计划而言,他一旦发现某一主题有趣,就会一直写下去直到自己满意为止,而绝不想压缩SCC计划中自己有兴趣的写作内容以便腾出时间来从事别的议题。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他将某些完整的题材全部委托给一位合作者,如农学、食品还有其他一些,而他自己从1974年至1983年(即他73岁到82岁的时候),连续完成了四部内容充实的有关炼丹术的分册(即第5卷的2、3、4、5分册)。这就远远地超出了初始的计划,而且无可避免地占用了他本来应该用在其他方面的时间。那时候他当然也发表了中国医学的作品,如与鲁桂珍合作的专著《针灸史略和麻醉理论》,但是他没有书写如同SCC其他分册一样系统的医学分册。

  刘:没有人提醒老先生吗?

  古:当我在1992年成为研究所出版委员会主席时,我发现李约瑟已经将他过去发表的有关中国医学的作品集结成册,并准备交给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解这一细节的人就会明白何以SCC的医学分册像个论文集,而不像其他题材那样是对整个领域的论述,那是李约瑟本人的决定。尽管年事已高,晚年的李约瑟仍是一个十分执拗的人,对他说“这样处理中国医学将使读者失望,为什么不让我来组织一支队伍写作一部差强人意的著作”是没有用的。如果鲁桂珍说这句话他也许会听,但那时候鲁桂珍已经去世了。SCC是李约瑟的创造,他有权力决定做他想要做的事情。所以我所能做的所有事情就是尽可能将这一不同寻常的医学分册编辑好,以避免李约瑟的名声受到太大的伤害,并增加一些注释以补充李约瑟原始论著发表之后学术界获得的新成果。这是我的工作,在编辑工作中李约瑟给予了密切的配合,所有的修订和补充都得到他的认可。

  刘:是否可能组织一支队伍再写一部全面的中国医学史呢?

  古:还有一件不容忽视的事实就是,在当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再出版这样一种内容庞杂、质量一流的大型多卷本系列,多少已经成为不可能的梦想。SCC在销售上的保证使我们得以将李约瑟的宏大计划继续到今天,否则以这样的形式出版这类学术专著是不可想像的。即使这样,我们也得根据实际情况随时调整计划,现在我们决定将SCC出到28个分册,已出版了23个分册,还有5个分册没有出版。实际上李约瑟生前就在不断调整他的计划,从当初的一本专著变成去世前7大卷30几个分册的规模。全面的中国医学史总会有人写,但是从目前情况来看,剩下的5个分册里没有这一安排。

  刘:你提到在出版上有两方面事情,还有一方面是什么?

  古:除了SCC系列之外,李约瑟研究所还推出了自己的专题系列,它们原本是脱胎于SCC计划的。这一系列进展较快,现在已成为广泛涉及东亚的科学、技术与医学史题材、具有很大吸引力的专著丛书。我尝试用一种灵活的方式来编辑这一系列——重要的不是我是否同意书中的结论,而是作者是否能使自己的观点引起学界的关注,是否提出了一个有证据的案例;如果是这样,那就值得出版。

  刘:谈谈你在李约瑟研究所的责任吧。

  古:除了我这个所长之外,研究所仅有少数工作人员:一位全职的图书馆员,一位全职的行政秘书,以及一位兼职的财务管理。我真的十分幸运,这三个岗位上的同事都非常认真负责,对此来这里访问的学者们都深有体会。我们都喜欢自己的工作,而且发现工作中最美妙的一部分内容就是有机会认识和帮助来访者并与他们一道工作。作为所长,我需要向董事会提交例行的工作报告,该董事会由尤德夫人(LadyYoude)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学界、商界和外交界的著名人士。90年代末,研究所的财务状况十分紧张,办公场所和庭院的正常维护、图书馆的保护与更新都需要大量经费,而我们当时的预算只能支付一位全职的图书管理员和一位兼职的行政秘书。当时的所长何丙郁,应李约瑟博士的邀请,从澳大利亚大学退休后来这里无偿地工作。十分明确,这种前景不明朗的状态将使研究所难以为继。

  刘:我知道在西方维持这样一个非盈利的私人研究所非常困难。出于商业或人事方面的原因,过去有些事情不为人知,借用一部揭密“曼哈顿工程”的书的标题——“现在可以说了”,我建议谈一谈与我们两个研究所的命运都有关的《龙腾》计划。

  古:《龙腾》计划改变了这一现状。制作一部从“李约瑟”角度看中国的电视系列的原始构思出自伦敦的一位独立制片人Alistair Michie。后经尤德夫人出面,说服了香港著名的银行家与慈善家利国伟先生资助,即由他出面担任一个非盈利的慈善基金会主席并向有关人士募捐。另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是得到北京科学史所的中国同事的参与。假设采访我的是另一个人,我将说由我的老朋友和“亲密战友”(my oldfriend and close comrade-in-arms )刘钝先生领导的队伍,作为平等伙伴参与了这一计划,我们又得到中科院路甬祥院长的支持。经过多年非常辛苦的工作,克服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困难,我们的努力终于得到回报。盈科电讯的李泽楷先生买下了播映权,利润则由两家研究所平分。当然,《龙腾》计划的意义不能仅从经济方面来衡量,对此你或许可以补充一些材料。

  刘:该计划的主体是拍摄一部主要面向西方观众、反映中国历史与现状的电视系列片,原打算于2000年即香港回归后的第一个龙年推出,后因亚洲金融危机等原因推迟。在集资和拍摄阶段,中国有关方面负责人钱其琛、宋健、卢嘉锡、马毓真以及香港特首董建华等都曾以不同的形式表示了支持。中、英两家研究所担任学术顾问,做了大量前期调研工作,最后的脚本则由古克礼撰写。按照原始的设想,该计划将以李约瑟博士的巨著为蓝本,分成10个部分全面反映中国的科学、技术与文明。后因金融危机的影响并考虑买方市场的要求,利国伟先生领导的基金会建议将原来的10集浓缩成8集。

  古:它们分别是:“以史为鉴”、“健康文化”、“天道至教”、“以食为天”、“工利其器”、 “家事春秋”、“丝路纵横”、“龙的腾飞”,涉及中国人的政治、哲学、社会、伦理、家庭观念,以及在农业、纺织、天文、水利、冶铸、医药、交通、造纸、印刷、航海等方面的贡献,题材和内容都不拘于古代,重点是揭示中华文明对世界的贡献。该计划自1998年7月进入实拍阶段,1999年6月底封镜,后期制作则在伦敦进行,2001年秋在香港正式发布。《龙腾》计划的成功使李约瑟研究所可以设立一个全职的所长职位,最终我被任命。我唯一感到遗憾的是直到现在该片还没有在中国大陆播映,这是非常不幸的,因为这部作品观察中国文明的视角是十分独特的,既不是“西方式”的,也不是“中国式”的——而是在自由思考的前提下集合中、西方学者杰出的研究成果重新构建的一部宏大叙事图景。我认为这是一部优秀的系列片。

  刘:我知道你还担任着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学会(ISHEASTM)主席一职,请介绍一点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古:ISHEASTM是一个旨在提升学术并为其会员服务的国际学术组织,它的主要活动是编辑出版机关刊物《东亚科学技术与医学》,组织每三年一次的系列大会。对于前者。我要感谢我们的编辑、德国图宾根大学傅汉思(Hans Ulrich Vogel)的辛勤劳动与无私奉献,这份杂志保持了很高的水平,是一份优秀的专业刊物。我也要感谢历届大会的当地组织者,他们极有价值的工作使得我们的同行得以利用三年一次的机会相聚,切磋学问,交流意见,促进合作,并就学会的重大事请进行讨论。还有一点,学会也是国际科学技术史学会(IUHPS/DHST)在东亚区域的合法代表,以“东亚委员会”的名义参与该组织的活动。我们学会的主席不像那些庞大而有根基的国际组织的领导者,可以主动地实现任何他或她想进行的全部计划——这是一个很小的学者组织,没有雇员,只有很少一点主要来自会费的资金。但是作为主席,可以做的事情是主动推进一些项目并鼓励新的举措。这方面新近的努力结果是学会的网站,和不久就要面世的网上论坛。显然,当我们的会员尝试开始一项计划时,他们所接触的基金会如果能够看到其计划具有一个国际水准的学会作为依靠,通常是有用的。从根本上讲,学会的声誉有赖于会员们的努力。

  刘:可否谈一下三年一届的大会?

  古:我的责任之一与组织学会大会有关。这是一个耗时耗力的工作,要求每一位会员都出席大会是不可能的,通常的原因是缺少时间和经费,有时候同时召开的数个会议也给学者带来困难而使情况变得更糟,为此我们应该尽最大的努力并争取最高的效率。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在我们还没有能力对事情的进展发挥影响的时候,老一代的学者未能充分预想到一些决策将产生的后果,因此形成ISHEASTM在世界各地组织“东亚科学史会议”,而名为“中国科学史”的系列会议也仍然举行的局面,后者多数在中国召开。

  刘:容我稍加补充以便更精确一点:1990年代以后“中国科学史”系列也曾在柏林和中国大陆之外的香港召开,而上海交大的同事们亦曾组织第10届“东亚科学史会议”。

  古:无论如何,在我看来,这两个系列在主题和人员方面都有重复,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好的理由维持这一现状。如果说我在卸任主席职务之前想做点别的什么重要事情的话,那就是寻找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至少应该把这一议题摆出来。

  刘:我个人倾向于将这两个系列合并。这不是谁吃掉谁或以什么为中心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国际学术会议的质量问题。但是,抛开历史上的误会和争论不说,一个技术上的困难是怎样命名,两个系列会议毕竟有一个共同的源头。

  古:技术问题总有办法克服,例如,从某一个合适的时候开始,可否就叫ICHCS-ICHSEA呢?

  刘:这样的决定肯定需要得到会员代表大会的通过,可以想见还会有一些困难。至于中国方面,作为中国科技史学会的现任理事长,前不久我曾在学会常务理事中征求意见,提出三个方案供大家讨论:一是维持现状,二是保持两个系列的独立但需协调并固定会议周期,三是在适当的时候合并两会。结果多数同事赞成第二个方案。这里已经不存在以前那种恩怨和误解,赞成两个系列各自召开的中青年同事们认为会议多一些是学术繁荣的体现。尽管我的担心与此刚好相反,但我必需尊重多数人的意见。无论如何,我欣赏你将这一议题摆出来的想法,人们可以继续讨论以找到符合实际的解决办法。

  古:如邓小平说的那样,我们这一代人的智慧不够,那就留给下一代人去解决吧。

  刘:我还想借此机会提出另一个相关的议题。那就是中国大陆会员的特殊安排。作为第一任的中国秘书并担任过一届主席,我对学会创建时有关人士关于中国大陆会员及会费作出的特别安排表示感谢。但是如你刚才所说,学会的资金主要依靠会员交纳会费,中国大陆会员对此也应该作出贡献。

  古:很高兴你提出这一问题。实际上,这些年来会刊的编辑与印刷都得到傅汉思那边的支持;如果没有这一支持,学会的经济压力将更大。在2005年大会召开之前,我们也曾考虑根据参会者是否为会员来区分注册费,由于中国大陆会员的特别安排等实际问题,这一想法最终未能付诸实现。

  刘:我只是希望借此机会提出这一议题供更多的人思考,估计会有不同意见,我也准备挨骂。近年来,中国科技史学会也希望采取措施,鼓励更多的学者正式地加入这个学会并交纳会费,实际情况却不太理想。至于国际学会的会费,当然还有一些具体问题,如研究生通常没有收入、普通学者尚缺乏国际货币的支付手段等,但是这些都是可以解决的。重要的原则是对于一个学术组织来说,会员不但有权利和责任,而且有义务照章纳费。我们一些人整天喊“学术自主”、“国际接轨”,但涉及具体问题时却喜欢沿袭过去的“大锅饭”传统。无论如何,新时代应该有新气象。

  古: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我们个人能力有限,希望21世纪的中国科学史和东亚科学史研究出现新气象、新思维和更多的新成果。



古克礼工作照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苏 琴]


  作者简介:刘钝(1947-),男,湖北武汉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海外Fellow,李约瑟研究所2006-7年度梅隆学人;古克礼(1946-),男,博士,李约瑟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名誉研究员,国际东亚科学技术医学史学会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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