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辅彬/问,华觉明/答)“铜心”未泯——访谈录之十三

2008年10月13日 23:26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华觉明先生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主要从事古代钢铁技术研究,获得了不少重要的成果。从70年代中期起,他转向商周青铜器的研究,对海内外珍藏的数千件商周青铜器进行分析、检测、鉴别,还模拟古代技术条件进行复制,研究方法有重大创新,研究成果被普遍认同,在学术界产生很大影响,被公认为这一领域的资深学者。然而已70余高龄的华先生“铜心”不泯,仍致力于中华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保护,让中华文明发扬光大。

  万:华先生,您好!很高兴采访您!首先,我想了解您的学术背景。

  华:我原先是学工科的。1953年考大学时,正值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在建设工业化国家的感召下,填写志愿时一“工”到底,非得上工科大学不可。待到在清华苦读了三年,才发现自己不是学工科的料。我的动手能力很差,方程式和理化参数总记不住,而对文史却很有兴趣,能读得进去。那年头限得很死,转校和转专业都绝无可能。我计无所出,只能退而求其次,设法寻找某种两全之策。1956年正大兴向科学进军之风,清华又有科技史研究的学术传统。于是,我想到能否做一点冶铸史的研究,既合乎自己的志趣,又能用上学到的理工知识。那年夏天,我的中学同学孙进已来北京。他是学历史的。在听了我的诉说后,他竭力鼓励我朝这个方向努力,这坚定了我转向的信心和决心,清华的功课是很重的,许多同学星期天都不休息。从工科转向文理结合是一个很大的转变。我在应对繁重的课业之余,得抽出不少时间从事业余研习,压力是很大的。就这样,我在两年间查遍了图书馆的书目卡片,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有关冶铸史的书刊,在夏鼐、刘仙洲两位前辈学者的帮助下,检测了一批战国、两汉铁器,试写了两篇论文,初步完成了研习方向转换的“换毛”过程。我的学术研究是从铸造史起步的,中国素称铸造之乡。在中国的上古时期,铸和冶密不可分,而冶炼又和采矿紧密关连。明白了这一点后,我就把视野扩大到整个矿冶史领域。那时侯,有关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文章还很少,特别是实证性的研究几近空白。而众所周知,冶炼术的发明和铁器的推广使用,对战国的社会大变革及中国上古、中古时期的经济发展影响极大。因此,从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我的主攻方向是古代钢铁技术,其间最重要的收获之一就是发现战国时期已能制备白心和黑心两种高强度韧性铸铁,并大量用于铁农具和手工工具的制作。这一发现勘破了为什么生铁器件能在该时期广为应用的谜团,进一步证实中国在战国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这一发现,影响是很大的。因为有一个问题当时并没有解决,那就是,生铁很脆,怎能用来做农具和手工工具?有些国外学者认为中国到汉代甚至到魏晋时期才真正地进入铁器时代。那么这个发现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当时农具的70%~80%经过高温退火,得到韧性铸铁材质,就不致一用就崩口了。另一个重要收获是对中国古代钢铁技术的发展、衍变作了系统的探讨和梳理,指出以蒸石取铁、炒生为熟、生熟相和、炼成则刚为主干,辅以渗碳制钢、夹钢、贴钢等冶炼、加工工艺的传统钢铁体系,是中国古代钢铁史上带有总结性的技术成就,从唐宋以迄明清被长期沿用成为定式。而这正是现代钢铁冶炼由矿石炼得生铁,再用生铁熔炼钢和熟铁,或者用生铁和废钢合炼成钢的工艺路线。由此,阐明了中国传统钢铁技术的先进性及其在世界钢铁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万:您从清华毕业就到科技史所吗?

  华:说来有些曲折。刚毕业时,机械工程部机械科学研究院的两位老前辈觉得机械史很重要,想让我到那里工作,但没能办得到,那是很“左”的时候,很少有选择的余地。我被分到兰州,到甘肃工业大学机械系做助教、系秘书。当然并没放弃这方面的研究,到1964年考了科学史所的研究生。那时候也只有考研究生这一条路了,我还是想回到这个领域来工作。我的导师王振铎先生是这个所的兼职研究员,他原来招研究生的方向是中国兵器史,王先生看过我在考古学报上的文章,愿收我做他的学生,还和夏先生商量过,说好我来了以后再改专业。大概夏先生还说了几句好话,很顺利就改成了矿冶史研究生。科技史研究在中国较为后起,大学里没有这个专业。我本是工科出身,半途出家进入这个领域,许多年间是在业余研习与摸索。到所后,随即又去安徽寿县参加四清。1965年获准回所做论文,选了两个题目:一是传统失蜡法的调查研究,另一是南阳瓦房庄所出汉代铁器的分析检测。才做了不到一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便铺天盖地而来,我也被卷了进去。从1969年夏被定为“现行反革命”到1978年康生倒台,这历时近十年的厄运才算告一段落。1972年从五七干校返城后,我就闭门读书,四年间读了《考古学报》、《考古》、《文物》所有刊次和所有能借到的与矿冶史有关的古籍和中、英文专著,查检了《古今图书集成》,《太平御览》、《文苑精华》、《册府元龟》等类书。那时候,“反革命”身份在身,所里不给借书,许多书是考古所黄展岳先生帮我借的,我至今很感激他。

  万:后来您又怎么转向青铜器铸造方面的研究,而且享有盛名?

  华:我长期受到“左”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觉得钢铁技术是很重要,却很少关注青铜器这一研究领域。到改革开放前夕,我思想上也比以前放开了一点,国外的情况、外国学者的著作看的也多了。 1977年王振铎先生提醒我“是不是可以做一点青铜器方面的研究?”,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我对青铜器研究的重要性和它的学术地位还缺少认识。过了两三个月,他又一次提醒我说:“商周青铜器很重要啊!”先生的话言简意赅,令我为之一震。退而思之,越想越觉得有道理,并为自己的浅陋和愚钝感到惭愧。于是,下决心把研究的重心转到青铜器研究方面来。我到考古所把有关青铜器的专著都浏览了一遍。我觉得自己的思想很狭窄,对学术界的情况也缺乏全面的了解。从整个范围来说,商周青铜器的技术成就是极为辉煌的,并涉及到社会历史的各个方面。就矿业史来说,不研究商周青铜器,好多问题没法解决,包括钢铁技术是从哪儿来的没办法说清楚。而直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青铜器究竟怎么铸造的还是个谜。天木老师一下子把我带到了一个广阔的研究领域,这就是老师的作用,关键的时候给你点拨。而他并没说,华觉明你一定要做这个做那个,他是在启发你,引导你。很凑巧,正好考古所在安阳殷虚发现了妇好墓。这是几十年来发掘的第一个没有被盗过的墓,当时所有出土的青铜器都搬到考古所技术室做修复。这是一个机会。上百件青铜器放在哪儿,我和王振江、白荣金赶快看,赶快照相、赶快取样。妇好墓青铜器冶铸技术的研究成果后来发表在考古学集刊,应该说影响比较大,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研究妇好墓青铜器基础上,我们这个小小团队接着在考古所做商代青铜器铸造技术的模拟实验。这个工作很关键,万家保在台湾做过,但是脱离了大陆的本初环境,很难做得的到位。我们是从山西侯马地下7米挖出原生黄土运到北京,用商代的削、铲、鼎、觚做模具,自己砌炉子,自己砌窑来烘烤陶范。没有地窖,就把陶范放在桌子底下,四周围上布,里面放一桶水,让陶范阴干。仅觚范这一种,我们就做了30套。浇铸成功之后,夏鼐先生亲自来看非常高兴。 1978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了大型编钟群和大量青铜器物。从1978年秋至1984年秋,我参与主持了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和复制,对曾侯乙尊盘这一早期失蜡法代表作进行了工艺考察和技术鉴定。期间及之后,又和苏荣誉相继考察和研究了淅川楚墓、宝鸡国墓地、新干大洋州商墓、中山王墓、易县燕下都所出土的青铜器群。通过这些个案研究,结合复原试铸,文献考订,殷墟苗圃北地、洛阳北窑、候马等冶铸遗存的考察分析,传统冶铸工艺调查,以及前人和近人的研究成果,得以对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一系列问题诸如铸造方法,造型材料制备、铸型工艺、熔铸设施、合金配置等,给予阐明并提出了结论性的判据。先前争执不下的某些学术悬案,例如商周青铜器铸造以何种方法为主、编钟是用失蜡法还是用组合陶范铸造的、商周时期有无失蜡铸件、如何予以判别等等,也由是得到确解或澄清。与此同时,从20世纪70年代起,我和卢本珊、刘诗中等相继对铜绿山、瑞昌铜岭和皖南古矿冶遗址做了考察和分析研究,探知了早期采矿、选矿设施和井巷支护结构的技术特征,以及用硫化铜矿物炼制米铜和提取纯铜的工艺路线,由此还对商周时期金属料的来源及中条山、荆、扬两州铜矿带在该时期矿冶发展中所占地位与所起作用做了探讨。

  万:编钟复制工作影响很大,您觉得最难的是在哪个方面?

  华:曾侯乙编钟的研究和复制是上世纪我国最大的一个文物复制工程。曾侯乙编钟出土以后,全世界为之轰动。夏鼎先生说这个钟不能再敲了,大家都敲把底色给敲了出来,再这么敲下去,对文物会有很大损害。不能敲,就只能想办法照样再做一套。他们在武汉找了铸造专家,都说做不了,谁也不敢揽这个事。后来我去了武汉。我说,古代都做出来了,我们为什么做不出来,首先要做深入细致的研究,再弄明白它当初是怎么做的,然后再逐个解决技术难点,一年研究,两年试制,三年成套,五年连钟架都给做齐全了。我找了武汉和佛山两家铸造研究所,不给经费,只允许翻模子,两三个月以后做出来了,调音又花了两三个月时间。怎么调,在什么部位调,调多少,音怎么变化,都是有讲究的。麻烦的是正鼓音变了,侧鼓也变了,这才知道正、侧鼓音要同步协调才能是钟声和谐。1979年建国30周年,曾侯乙墓全部出土文物,都在北京历史博物馆展览,国家文物局王冶秋局长带了一大群人去参观,我也去了。当场就把复制的两个钟拿出来,对照着原件敲奏,从形制、色泽到音高、音色都高度相似。在场的人都非常惊讶,热烈鼓掌。最后局领导让我们复制全套编钟、钟架、建鼓和鼓座。

  万:编钟复制是一项大的系统工程,这工作也反映了您的组织协调能力。

  华:工作很辛苦,5年时间,我到武汉去了14次。6个单位合作并不容易的。我们比较低调,不争这争那,能够把这个项目做下来就行了。几个关键性的技术问题是我们给解决的。首先是怎么翻模。文物局不准用石膏翻模,因为花纹很细很曲折,用石膏翻模就嵌在里头了,把石膏剔掉,钟的表面就可能受到损伤,这个成为复制的一大难点,几个月就搁在那儿了。当时机械工业已开始用硅橡胶做模具,但用的不多。我知道有硅橡胶这个东西,但没接触过,后来请教了几位搞化工的工程师,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和张宏礼一起把这个试验做成了。这其中有我们的独创,硅橡胶的催化剂是酸性的,对铜有腐蚀作用,那是绝对不行的,我们就试着加了一些添加剂,其中有一种是带碱性的,正好和催化剂的酸性中和,对文物一点也没损害。我们用这种硅橡胶到湖北翻了一套模具,做一口钟,送到国家文物局。文物局同意后,编钟复制随后就全面展开了。湖北省博物馆的陈中行和胡生喜在这件事上,也是做出贡献的,当时在文物界影响很大的,到后来文物界搞复制都用上了硅橡胶。用激光检测编钟的振动模式也很不容易。编钟究竟为什么会发两个音?这在当时也是一个谜,编钟的形状很复杂,你一敲各个部位都振动,都安上传感器也不行。北京乐器研究所有一位工程师研究小提琴。他在清华用激光精密检测小提琴的琴板和共鸣箱的振动状态。我看到报道就想,这种方法能不能用在编钟上。哈尔滨科技大学的几位教师对此没把握,就请教了王大珩院士,他当时是哈尔滨科技大学的校长。王大珩先生很赞许这个设想,后来我从科学院弄到五万元钱,到湖北现做了一个激光工作台。这一工作做得不错,证明编钟的双音是怎么发生的,编钟的各个部位在发声中起什么作用。通过激光全息摄影很形象、直观地看出它的振动图像。可以根据图像,确定在那里调音效果最好。从此编钟调音就有了科学依据,也顺利多了。编钟复制首先要弄清楚它的发展史,要分析编钟的合金成分和铸造方法。而怎么用现代科技手段来复制它,是又一个大问题。你不可能用古代方法来复制,那样既费工又费时,用上十年也复制不了。我们尝试了几种方法:一种是传统的方法。在考古所用商代的方法铸了一口钮钟,铸得很好。一种就是用现代的精密铸造。再一种是把陶瓷型和失蜡法结合起来,大钟就是用得这个方法。这很复杂,大钟是分两次接铸的,它有1米多高,甬部还有红铜镶嵌,红铜镶嵌怎么做的?我们也做了一些实验。总之,这个工程从1979到1984年做了五年才全部完成,最后国家验收,验收委员会主任是钱瀶照先生,他对这个项目评价很高。

  万:编钟复制是对您前几十年研究工作得充分肯定,是集大成的一件事。如果没有前面的那些铺垫,不可能一下子做这么一件大事。您在传统工艺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成就,能不能再谈一谈?

  华:技术史学科素有重视传统工艺调查研究的学术传统,前辈学者如王天木(振铎)、谭旦冏,当代学者如潘吉星、张秉伦等都曾在这方面下过很大功天,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1964年进所之初,由席泽宗先生带我去沙滩红楼见天木老师,在那里见到他为研究古代车制在华北地区考察民用大车和独轮车时所绘图纸手稿,使我大开眼界,印象很深。翌年秋,我为探索失蜡法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花了近三个月的时间辗转查访,在北京微电机厂找到了已做勤杂工多年的佛作艺人门殿普师傅,随他用传统拨蜡法制作了自在观音铜像和龟钮印、三连环等器件,记录了工艺全过程,对造型材料、蜡料、金属料做了分析检测。这为我其后研究曾侯乙尊盘、浙川铜禁等早期失蜡铸件和失蜡法的工艺衍变,积累了第一手的实践体验和技术基底。在研究古代钢铁技术和商周青铜冶铸技术的全过程中,趁工作之便,我在侯马、芜湖、佛山、无锡等地寻访过一些传统冶铸业的艺人,还承高英、谭德睿等同仁惠予赐教,得到了诸如北京古铜张、苏州剥蜡法、无锡王元吉冶坊、抚顺挖掘机厂七代铸工传人张斌师傅口述等珍贵资料。这些对我的研究工作,都有很大帮助,得以与出土器物及冶铸遗存所提供的工艺信息相互比照和印证,提升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

  万:现在您还在致力于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保护工作,您看下一步这个传统工艺的保护该怎么做?

  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挂靠在本所的中国科技史学会学科齐全,文、理、工才俊群集。多年的耳濡目染,使我逐步对其它传统工艺诸如器械制作、陶瓷、织染、造纸印刷,酿造等也有了一些了解。谭德睿先生在一次会议上说:“所有文物都是传统工艺制造的。”这句话给我以很大启发,感悟到传统工艺在缔造物质文明、在中华民族历史发展中所起的重大作用。由于观念和体制的原因,传统工艺研究、保护在很长期间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没有行政主管部门的归属;以致在工业化冲击下,许多珍贵技艺沦于濒危境地。挖掘和开发这一宝库,揭示其丰富的科技与人文内涵,对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责任。基于这样的认识,自1986年起,我和谭德睿、祝大震等同仁开始致力于传统工艺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在国家文物局顾问谢辰生的支持下,我们受国家科委和国家文物局委托,于1988年底完成了《祖国传统工艺保护开发实施方案》的制订工作。这个方案所提出的基本理念、方针和具体措施,今天看来仍是正确和可行的。可惜当时受情势所限,未能付诸实施。但我们并未放弃。为联合全国有志于传统工艺研究、保护的专家学者共同工作,我们在1995年发起成立了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同一期间,又着手筹措编撰、出版《中国传统工艺全集》一书,以在立法保护之前,先将重要的传统工艺及其研究成果用文字和图象的形式记录下来,作为历史文献予以保存,以备他日之需。1996年,大象出版社周常林社长在我们的吁请下,慨允承担此书的印刷出版任务和部分工作费用。随后,路甬祥院长批准了这一项目,拨给了启动经费,并亲自出任《全集》的主编。1997年,《全集》编撰工作正式启动,1999年被确认为中国科学院九·五重大科研项目,专项经费随即到位。以后,经过将近八年的努力,《全集》首批14卷终于在2003年底全部交稿,2004年冬起由大象出版社陆续刊出。与此同时,经各界有志之士多年呼吁和敦促,文化部于2003年初正式启动了中国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工程(现改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传统技艺被列为六项保护内容之一,我也被聘为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的委员。《中国传统工艺全集》适在此时发行,因而受到各界人士的好评和欢迎,有些传统工艺代表作在撰写申报书时迳以之为依据和蓝本。2006年6月,国务院批准公布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总数518项中,传统工艺有89项,占总数的1/6强。这是各位同仁多年努力的结果,是很不容易的。随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实施,传统工艺保护终于有了着落。尽管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它的传承和振兴毕竟是有了希望。这对于在全球化浪潮中维护国家的文化命脉,保持和发扬自己的民族特质是有重要意义的。近年来,苏荣誉、张柏春、冯立升、李晓岑、张建世、唐绪祥、杨源、樊嘉禄、方晓阳、根秋登子、王海霞、王连玉、邱耿钰、周剑石、李劲秋、邱春林、朱霞、韦丹芳等一批有志于传统工艺研究、富有敬业精神、知识结构更为完备、能独当一面的中青年学者已经成长起来,使传统工艺的研究、保护和学科建设有望持续发展。所有这些,都使我倍感欣慰。

  万: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苏 琴]

  作者简介:万辅彬(1942-),男,安徽繁昌人,广西民族大学教授、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史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授。华觉明(1933-),男,江苏无锡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传统工艺研究会理事长,国家文物局文物科技专家组成员,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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