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扬宗/问,杜石然/答)笔底春秋铸古魂——访谈录之十一

2008年10月13日 22:57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杜石然先生早年偶读三上义夫《东西数学史》对数学史发生兴趣,开始业余研究数学史,1957年考入中国科学院,师从李俨、钱宝琮先生,开始数学史的专业研究。“文革”后,他转向中国科技通史和中国思想史的研究。1990年退休后,在日本佛教大学等执教十年。在这篇访谈中,科学史家杜石然先生回顾了他从事中国数学史和中国科学史研究的半个多世纪的历程,总结了编撰《中国数学简史》、《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重要学术著作的经验,并展望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和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前景。

  [编者按] 杜石然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数学史家和科学史家。1929年6月29日,杜先生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1951年,杜先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次年进入吉林市图书馆工作,业余开始研究中国数学史。1954年,他发表了“祖公理”等论文,引起学术界的瞩目。1957年,他考取中国数学史的近代奠基人李俨先生(1892~1963)的研究生,进入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即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前身)学习和工作,1961年毕业留室工作。五、六十年代,杜石然先生从事《九章算术》和宋元数学史等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影响的论著。他执笔撰写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1963~1964)在海内外多次重印,并被翻译成英文,1987年由牛津Clarendon出版社出版。他还是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1964)的主要作者之一。

  “文革”过后,杜石然先生转向中国科技通史研究,他领衔编撰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1982)是国内外第一部完整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曾多次重印,并被译成日文由东京大学出版部出版发行。他发起并领导过30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编撰计划,主编其中的“通史卷”(2003年出版)等。1990年,杜石然先生从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应邀赴日本东北大学任客座教授一年,继而受聘为日本京都佛教大学教授,讲授中国科学史和思想史十年。

  去国外的十余年里,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之余,杜石然先生一直关注着祖国的科学史事业。今年春,杜石然先生应邀出任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新成立的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继续为科学史发展出谋划策。最近,杜先生的学生王扬宗对杜先生进行了访问,下面是访谈的内容。

  王:您从研究《九章算术》开始从事中国数学史研究,后来转而研究宋元数学,为什么没有继续研究《九章算术》?

  杜:这个问题比较好回答。因为这主要是我个人的事情,与别人无涉。我确实是从《九章算术》开始从事数学史研究的。顺便说说,许多人也都是从《九章算术》开始起步的。我是在读日本人三上义夫的《东西数学史》过程中,开始对中国数学史产生兴趣。《九章》涉及的数学内涵,各种算法“术曰”中所显示出来的那种严正的运算步骤(程序性),都使我深为震撼。《九章》的经文属汉,刘徽注属魏晋,祖氏父子属南朝,再加上唐代李淳风的注,说是《九章算术》,包括注文在内,实际上也就是汉唐数学。按着历史顺序,汉唐之后就是宋元,而宋元时期又是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因此我1957年来到科学史所之后,我的研究生论文题目以及读研究生期间的其他写作任务,都是宋元方面内容。按照历史顺序,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大概还会接下去着手明清数学史的研究的。

  王:最近30年来,国内学者研究《九章算术》蔚然成风,发表了许多论著。近年江陵张家山《算数书》公布,也形成了一股研究的热潮,其中对《算数书》与《九章算术》进行比较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对这些年来的《九章》研究,您有何评论?

  杜:正如您所说,过去30年来,关于《九章算术》确实发表了不少论著。重要者当首推吴文俊先生关于“出入相补”原理文章的发表。这些论著确实繁荣了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其中精彩的篇章不少。但是您想问的可能是指近二、三十年出现的那许多《九章算术》的注释和校订本,以及围绕这些校订本的诸多论文。对这些校订本以及诸多论文的评论,虽然这些著作的学术内涵有很多都是超一流的,我也都极感兴趣,大部分也都读过,但是希望您们体谅我的“第一义不可说”的道理。另外,中国数学史界,像我一样“只读不评”“欲说还休”的人士也并不少见。我都谅解他们。记得在若干年前,在古都西安丈八沟宾馆的一次大会的小组会上,作为小组会的主持人,当时我就没能劝阻一起较为激烈的讨论(激烈的程度我从未经历),我很无助,也很无奈。何况在长年的《九章》校勘岁月中,数学史界已经折损了“大将”两员。病魔为怪,世事无常,促使他们过早谢世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是古籍校勘辩正耗时费力,有损健康则是很可能的。就让我引用刘徽《九章》序的最后一句,还是请后来的“博物君子,详而览焉”,请他们需要时再来评论,再来凭吊当年从“经文”和“魏注唐疏”里被挖出来埋葬掉的那些病句和病字吧。几年前,我还在美洲北大荒闲居,那时刚好金庸的电视剧热播,剧中反复吟咏元好问的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刚好有一篇论文经电子邮件进我邮箱,于是模仿着套做了一首“摸鱼儿”(依元好问原韵)如下:问世间、雠校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今来古往多少客,翻转几回寒暑。得字乐,择字苦。就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叹朝尚青丝,暮已成雪,甘苦为伊去。曾记否,激辩当年鼙鼓。无垠战场凭吊,招魂当用《九章》句。字鬼啼泣风雨,天也妒。未信与,今字古字俱黄土。千秋万古。为代代畴人,狂争怒辩,来访字邱处。但是假如有人现在想读《九章》,请不要因为那许多版本问题望而却步。随手找一本“简洁明快”些的来读,我想大概都不会有太大问题,百分之八十几、九十几不会。待读到细处,再字斟句酌不迟。提到《九章》的校订,我还不能不对前圣今贤们表示我由衷的敬佩。是戴东原先生从《永乐大典》中将《九章》抄出,他是用毛笔一笔一画、一字一字抄出来的。钱宝琮先生的校勘记,是抗战时期在大后方,在油灯下,铅笔、钢笔、毛笔,一条一条积累起来的。核对一条材料有时要爬几十里的山路。在照相困难、没有复印机的时代,搜罗版本谈何容易。即便是在复印机时代,要使数十种版本毫无遗留地搜罗在案,也是不容易的,真的是有劳他们了。正如杜甫“偶题”中所说:“前辈飞腾入,馀波绮丽为。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老杜说的是诗,《九章》校释,又何尝不如此。已经进入数码飞速发展时代的我们,是否可以“畅想”一下:编个软件,方方面面都考虑周全,把程序写足,把所有的版本输入进去,然后按下“执行”键,便一切搞定,了了分明,岂不快哉。若问地下再有新本出土怎么办(早出晚出,总会是要出的吧),我想那也“只不过是从头再来”(应了当代歌星刘欢的一句歌词)。同样的想法,似乎也可以适用于各类古文物的拼对、整合和复旧。突发奇想,或者事涉“知识创新”了。关于《算数书》,除了国内的研究热之外,英译本都已经不止只有一种了。我们的竹简书和巴比仑的泥板书、古埃及的纸草书、古印度次大陆的白沙瓦算书、古希腊的羊皮书、中世纪阿拉伯手抄本、牛顿等人的手稿本等等,都是全人类的宝贵遗产。遗憾的是,我们至今还看不到竹简算书的全部摄影件的发表,据说竹简上的字迹一旦出土就不易保存,原始影摄件就更弥足珍贵了。人们应该强烈地要求有关部门尽快发表。

  王:钱宝琮主编的《中国数学史》您是主要作者之一,还有您撰写的《中国古代数学简史》,这两部书现在看来都可以称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经典了。这在当时也是不可多得的吧?何以在那样的年代出现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著作?

  杜:我也觉得我十分荣幸,能和恩师一道完成了这两部著作(钱老主编的《中国数学史》,我执笔了8-12章,宋元部分)。在论文集《数学·历史·社会》(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的代后记“走过的路”中,我叙述了两书的写作过程。两书都是在大跃进年代以及接下来的文革前那一段相对宁静时期完成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时代的政治运动比较多。两本书的完成或者可以说明,即使是在那样的时代,中国“敬业授徒”“尊师重道”的传统依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延续。当然,那时代的“解放思想,敢想敢干”和“力争上游”、“边干边学”等时代思想,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虽然现在有关中国数学史的论著出版了很多,十几大本的大部头也有,但是如果说目标只限于是一定深度的了解,或者说读者的时间有限,那么读这两本书依然还是不错的(当然也应该改订)。特别是《简史》,它适于做高等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数学科系的教材,也适于做大专院校和中学数学课的课外读物(台湾的一些中学就曾经这么做过)。这并不是我在这里进行“促销”活动,因为当年它曾经是中华书局《知识丛书》中的一部书,它的适应对象应该是很广泛的。当然,作为一名作者,我随时都准备着聆听读者们的批评指教。另外,《简史》有英译本,《中国数学史》则有日译本,也值得在此提一提。

  王:有人认为:近年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发展过度,研究者的人数几倍于古算经典,中国古代数学无需这么多人研究。对这种论调您有何评论?请您展望一下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的前景。

  杜:是的,有不少的人问过我同样问题。我想,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各个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可以提供的以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为专业的职位,的确是很有限的。也就是说,毕业生不可能找到专业完全对口的工作岗位。从就业难的角度来考量,招生数量是应该受制约的。但是,世界上大概并不存在除专业的在岗人士以外其他人均不得进行该项专业研究的禁令。譬如中国数学史界的知名学者李俨就长时期是陇海铁路的副总工程师,钱宝琮则是大学里的数学教授(曾长期讲授非数学专业学生的微积分课),而严敦杰曾长期从事财会工作,等等。我自己的毕业学生,有的是出版社的编辑、总编辑,有的是大学里的学院领导,但是数学史的研究他们也还都在做。所以业余研究和兼职研究是应该受到欢迎的。在外国情况也差不多,譬如日本,研究“和算”(日本传统数学)的人士大都是各级学校的教师、财会工作者以及五行八作的各界有兴趣人士,但是却没有听说有人可以通过“和算”的研究论文,拿到教授、副教授等高级职称,就是说“和算”研究对他们就业或是职称晋升几乎无效。中国是文明古国,爱国主义教育应该大力提倡,何况中国古代数学对现代数学的发展又有借鉴启发的意义,我认为我国的大专院校(尤其是师范院校)的数学科系,都应开设中国数学史的专业课,或是选修课。而且中国古代数学史不论从微观、宏观的切入点,还是内史、外史的角度,不论从数学·历史·文化,或是从数学·历史·社会之间关系的方方面面来看,该做的事情还有不少。典籍、人物、断代、数学教育、与社会思潮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中外数学交流与比较等等,该做的事情还有许许多多。而且前人作过的工作,大都可以重新再做。对中国近现代数学史的研究工作也正在大力进行。另外,我们对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古希腊、中世纪阿拉伯、欧洲中世纪、世界近现代数学史的介绍和研究,或者是还没有进行,或者是力度还很薄弱。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对其他国家和地区数学史的了解和介绍,对中国数学史的研究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说中国数学史研究已是“贫矿”的人不多了,说现在从事研究的人过多,根据上述种种理由,我认为这种批评也不够全面。但是,“NO JOB, NOLIFE”,安排就业问题也值得重视。

  王:您的学术兴趣非常广泛,为什么后来转而研究中国科技通史、中国近代科技史以及中国思想史?如何处理“博”与“约”的关系?

  杜:像我这样一个原来从事数学史研究的人,为什么转来研究中国科技通史、中国近代科技史以及中国思想史?这要从1954年李约瑟(Joseph Need-ham,1900~1995)开始出版他的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说起,到我1957年考入研究所的时候,李氏大书的数学卷也已经出版了。看到印刷十分精良的李约瑟大书,除了敬佩之外,每一个正常的中国人都会联想到:我们中国人自己是否也应该有自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大书。于是,从1958、1959年起,出版中国人自己的大书,一直就成了我连睡梦中都要追求的梦想。特别是文革后,这种追求就变得更加强烈。那时,在我的头脑里,以一部“通史”领头,再加上20几部“专史”和若干部“工具书”的总体架构思想已经形成。于是就向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先后两次提出了多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项目的开题申请。虽然申请均被两院列为重点项目,但因后来研究所奉上级命令转回中国科学院,于是现在几乎快要出齐了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题:卢嘉锡主编,科学出版社,全书30卷,现已出22卷)这套大丛书,就是在中国科学院支持领导下,由研究所具体操持实现的。大丛书中有《通史》一卷,为了写好这一卷,同时也是为了给整个大丛书的制作积累经验,1978-1982年,我和当时为了实现大丛书规划而成立的通史研究小组(后改为研究室)的同仁一道,进行了2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科学出版社,1982)一书的写作。为了追求大丛书的梦想,文革后我的研究方向便从数学史转到中国科技通史方面来了。而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编写过程中,我分工担当了中国近代科技史的执笔(当时是同仁们选择之余),接下来“西学东渐”“洋务运动”“各国近代化进程对比”“明清实学”也就摆上日程,于是数学史倒成了我的“业余”爱好了。其次,我想通史和专史的关系似乎并不能以“博”和“约”的关系来简单论比。它和数学史、天文学史……一样,通史也有它自己特殊关注的问题。因此也可以说,通史和各门专史一样,它是中国科技史诸多学科中的一个独立的分支学科。它更关注在不同时代(历史阶段)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水平,以及这一发展水平和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域外交流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杜石然主编,科学出版社,2003)的“结语“中我写了七个问题,从中或者可以体会一下通史特有的问题.《史稿》和《大书·通史卷》的出版标志着“中国科技通史”这一新的分支学科的最后建成.这两部书,都是按历史的先后顺序,分别叙述了各该时期的时代特点、科技发展特点以及它们和该时代人文氛围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一历史的叙述,已经形成了“通史”自己所特有的体系.这一体系,经过《史稿》、《大书·通史卷》的写作,经过多年的思考,我认为或者能用下表来加以概括:

时间

社会形态

科技发展特点

社会人文氛围

上古

旧、新石器

萌芽

初始

殷西周

青铜时代

原始技术

奴隶时代

战国

铁器初始

原始科学积累技
术分工

封建社会初建、
先秦诸子学

秦汉

铁器时代,封建大一统

天地数医等分科
体系的形成

独尊儒术、两汉
经学

魏晋南北朝

分裂

积累和发展

魏晋玄学、佛学

隋唐

统一

官办发达

隋唐佛学

宋辽金元

向近世转化

传统科技发展高

两宋理学

明清(一)

同前、
西学(一)

积累和发展

陆王心学
明清实学

明清(二)

西学(二)

中西交汇

明清新学



  当然,上表可能过于“简单化”,而且,这一体系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最后请允许我再回到最初促使我编写中国科技史《大书》的动机,特别是当我们的《大书》已经大部分完成的时候,难免有人要和李约瑟的《大书》进行比较。我现在认识到(虽然还十分肤浅):它们之间既有可比性,又不可比。他写的是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而我们写的则更像是THETRADITIONAL SCIENCE AND CIVILAZATIONIN CHINA。所谓“传统”,按时下较为流行的说法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意思吧。何况以我们30本相对独立的分卷体系,我体会到要想写出一个统一的思想,从而使各卷之间有更多的有机联系,是如何的困难(这个尾大不掉的问题,我想,是否也困惑过NEEDHAM?)。从这点出发(当然还可以有许多点),根本就不存在谁超过谁的问题。老实说,当初在心里我们也没想超过谁。虽然当初萌发初想的时代是一个提倡“赶美超英”的“大跃进”时代,因此在写开题报告时,难免也要用一些时文套话,但在心里李约瑟从来都不是赶超的对象。按上面的提法,他是我们的“老朋友”。对我个人讲来,他是我所尊敬的长辈。我只不过是想: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并想以此来圆我们几代中国学人的一个MADE IN CHI-NA的大梦。如此而已。虽然“留住所爱,留住所想,留住一梦相伴日月长”是人之常情,我们当然希望《大书》能够长存永在。但是MADE IN CHINA这张全中国人的大名片,却不能不与时俱进。因此我们也衷心地欢迎有人能写出更上一层楼的新的中国《大书》,学如积薪,后来居上。

  王:您喜爱文学作品,特别是古典诗词,业余不吟咏,请问文学爱好对学术和处世有何帮助?

  杜:我确实喜欢中国的古体诗词,但“不废吟咏”却谈不上。在那些至今依然令人难以忘怀的年代里,以诗文招祸者屡有耳闻。虽然喜欢,也不过浑读些前贤名作,自我动手甚少。退休后去日本佛教大学中文系任教,课余时间胡乱涂抹一些,多为“顺口溜”式的。主要是为了宣泄去国怀乡、忧谗畏讥、骤离《大书》以及思念儿孙的心绪。换句话说,也就是为了排解“长期出国综合症”。正像有的心理医生所建议的,写作可能是解脱、消除坏情绪、坏心情的一个常常奏效的方法。这也是实现自娱、自恰、自立、自足、自在的方法。据介绍,“解脱”和“自在”,都是佛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当然,音乐、绘画、戏曲、运动等等也有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但是适合我的则是古体诗词。李清照的感觉是“险韵诗成,扶头酒醒,别是闲滋味”,而我的体会则是,经过构思、书写、推敲、念诵,坏心情可以得到宣泄,浮躁心绪可以得到平服。诗词的世界似乎可以做到:发之则可以五湖四海、上天入地;收之又可以中规中矩,四言、五言、七言、长短句,还要讲究格律。在这放放收收之间,特别是经过长时间的磨练,你就或者可以从中体会一些“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快乐(至少是阿Q式的“自我感觉良好”)。什么七情六欲、胸中块垒、内圣外王、生民立命、修齐治平,一切俱在乎我佛“自在”之中,也算是一种“致中和”的心境。

  王:在中国科技史领域,好像还没有可以替代《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综合性著作?请谈一谈您主编这部书的经验。

  杜:1978~1982年的几年间,五位同仁曹婉如、金秋鹏、范楚玉、陈美东、周世德先生,加上我,六个人一道,进行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的写作。现在,曹、金二位已过早仙逝,范、陈二位因重症曾经手术,周、杜二人也都已是垂垂老矣。虽然我们早就有增订此书的愿望,也希望可以把书名中的“稿”字拿掉。无奈的是,我们所余四人都似乎已是力不从心了。这部通史类型中国科学技术史,在当年,其一它是筹备《大书》的一项先行的重点工程,其二它也是为了填补国家缺少这一类型书籍的空白(新的分支)。至于后来它成为各类学校的教材,成为考硕、考博的指定参考书,“折磨”过不少年轻朋友。作为作者,我们是既十分高兴又胆战心惊(怕出纰漏)。《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提纲改写了三次,初稿形成之后又大改了三次。每一次提纲的改写和对初稿的统稿、改稿,都是手写的(当时根本还没听说过有什么PC机、Word之类的机器和软件),誊写和油印之后(当时复印机尚远未普及),广泛征求了研究所内外诸多专家的意见。特别是初稿形成以后的一稿、二稿、三稿。每一次都是数十万字的手稿改写,誊写油印,再加上几十次的研究讨论会。其中牵涉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就我个人经历而言,都算是前所未有。其中的酸甜苦辣,可谓五味杂陈,一应俱全。但是我们“爱吾所爱”,在最合适的时间,做了最想做的事,而且酣畅淋漓,做得十分痛快。25年后的今天,回想起来,我们依然感觉良好,“无怨无悔”。尤其是第三次的改稿和统稿。这也是交出版社的最后一稿,工作紧张,神经紧张,都是必然的。时值盛夏,大家到东直门总参招待所集中办公。1976年以后,直到90年代我去日本执教时止,整个研究所的办公室变来变去,可以说我们“通史研究小组”(即后来的通史研究室)一直就没有固定办公室。盛暑难耐,70年代末,空调还十分稀罕,总参招待所有的只是一个单元一台GE公司30年代的桌上电扇以及头上的吊扇。有时候酷暑如蒸,大家都脱得赤条条的,头上和身后都吹着风扇。一手执笔,烟民还要另手挟着香烟,真的是一幅幅绝无仅有的秀才脱衣笔耕大“秀”。书中插图,需要晒出各种照片。招待所单元里的的卫生间,就成了暗室。真的是有太多太多的回忆。特别是25年后的现在,人类已经进化到了互联网和数码化的全新时代。一方面,不能不令人慨叹现代写作硬、软件的精心巧思;另方面,回忆又像是在翻阅收藏年久、昏暗不清的黑白照片,每每使我们想起了当初的那许多太沉重的付出。《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是在前圣今贤已有工作的基础上完成的。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查阅了惊人数量的各类文献。《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也是在详细调查了全国各地的各类博物馆、出土科技史文物基础上完成的。注意考古发掘和出土文物,已经成了我们的日常工作。在后来,我们还发起了在郑州召开的全国第一届科学技术史考古的学术会议。《中国科学技术史稿》,还力图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与社会背景之间的关系,例如与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后来,我们还和上海师范大学、西北大学共同发起,在上海师大召开了全国首届科学思想史学术会议。《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是集体协作的产物。参加写作的同仁之间,既有先秦、两汉之类断代的分工——每人一大段;同时还有数学、天文、地理之类的专业分工——每人至少一门。我们还广泛取得了研究所内、外许多学科专业史,例如农学史、医学药学史、建筑学史、纺织学史、冶金学史等各行各业专家的支持和协助。《中国科学技术史稿》,是研究所的重点项目。它得到了全所同仁的多方支持,当时的所长仓孝和先生(已故)也很关心。《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编写,也使我自已对有关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种种问题进行了全方位的思考。在与同仁们反复研讨、推敲和归纳之后,由我执笔,写入《史稿·结语》之中。在后来《中国科学技术史·通史卷》(2003,科学出版社)写作定稿时,我又增补了近20年来的心得,再将其写入《大书·通史卷·结语》之中。这个《结语》,也可以算作是我转做科技通史以来25年的一个小结。《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于1982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国内外各界的一致好评。几年以后,《中国科学报》于1989年3月28日第1版,以“中国科学史书籍畅销不衰”为题,报道了《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此书也是由我们组织出版的)等书在广大读者之间的反映。这篇报道说:“时下,科技书籍出版难,销售更难。可是,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人员编著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和《中国古代科技成就》(中、英文版)却深得广大读者的青睐。自出版后虽多次翻印,仍供不应求。与此同时,两本书分别获得‘全国优秀科技图书二等奖’和‘文化部优秀外文图书二等奖’,受到海内外科学界的好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在申请奖项时,曾有幸获得各界名流的推介。这些老前辈,如今多已仙逝,谨述其要,以兹怀念。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钱三强院士说:“它的出版,标志了我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新成就和新起点。它是一部我国自己编写的古代至近代科学技术史综合性著作,打开了对我国科学技术史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新领域,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该书按时间先后,综合地论述了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程,简明扼要地叙述了各个历史时期我国劳动人民和杰出科学家在与自然作斗争的过程中,观察自然解释自然的重要成就。引用的材料比较可靠,而且在叙述历史事实的同时,对于产生这些事实的原因,从经济、政治、文化以及社会等各方面进行分析。该书在最后结束语中,就中国科学技术发展中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如中国古代科学体系问题,中国近代科技落后的原因等,作了一些探讨。在约60万字的篇幅中,综合了约五千年来我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史料,是一件相当艰巨的工作,在国内还是难得的著作,值得向著者祝贺。”钱老还深刻地指出:“当然不足之处是在所难免,例如对于中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律的探讨和各个时期的特点的论述还嫌不够深入,与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相互影响等还阐述的不够,这些都是希望在再版时,能加以补充修订的。”贾兰坡院士说:“(此书)开创了中国人自己编写全面系统研究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的新局面。过去提到这方面专书时,不是英国李约瑟博士,就是日本藪内清教授。从这个意义上说来,《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的出版,也是一项为国争光的新成就!也填补了这一项目的空白。”文博学家和科学史家王振铎先生说:“此书之能出版成书,仍不失为一种拓荒者的编著”,在当时的出版物中,“此书如东岭孤松,秀立群芳,为科学文化界所瞩目。”他还指出了其不足:“在采用新的考古资料上尚欠不足,文章缺少注脚,图版过少,未能做到文图并茂,发挥直观的效果,利用国内的优越条件,这些应当在再版时请予考虑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直到二十余年后的今天,仍然被许多高等学校(包括台湾和日本)用作教材,并被指定为招考硕士、博士研究生时的参考书。《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已经被川原秀城等6位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出版(东京大学出版会,1997),并于1999年获得日本的泛太平洋出版奖的金奖,书前有薮内清先生写的序言。为了日译本出版,当年我曾写过几句歪诗:栉风沐雨连三载,见妒群芳耻作尊,春色西园关不住,华颜东国又繁萱,书林方技添新史,笔底春秋铸古魂,明月团栾花更好,豪香正气满乾坤。在诗后我也曾写过几句注解(此次略有改添):《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与所内诸贤达共事,写作三年,至出版共费时六载,倍受苦辛,可谓‘一言难尽’。中文版虽受到师、友以及国内外学界好评并获得全国出版奖,本属填补空白,也属科学院重点项目,但是《史稿》却没能在科学院内获得任何奖项。可悲,可叹,又极其可笑!当上册刚刚上市发行的时候(1982年10月),有位刚来所不久的领导曾代表党委找我“严肃”谈话。他说:此书封皮上题署个人姓名(这是前任所领导批准的,文革结束不久,我们怎敢对“署名”问题不予请示)以及在序言中写“愿将此书推荐给读者”(这序言也经他们看过的)等等,都是不够谦虚,都是严肃的学风问题。因此经党委研究并征得上级同意必须把印好已经发行的书全数追回,撕掉封皮和序文,重印重装再重新发行。后因出版社提出必须由研究所负担所有“换脸手术“经费,而未能执行。当年此书几乎难产。但此书十余年来风行国内,这次又繁萱东国,日译本得在东京大学出版会出版,总算没有辜负当初共事的各位贤达。四月扶桑,樱花正好,遥思国内南国茶花、洛阳牡丹、颐和园白玉兰当更加百花绚丽,又逢三五月圆,‘月圆花更好,正气满乾坤’,此事终于可以告一段落了。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一书中,我除了担当全书有关数学部分的写作之外,我还分工执笔了1840年以后的近代部分(非我自选)。这促使我在后来又写了《洋务运动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一书(与林庆元、郭金彬合著,辽宁教育出版社,)并且开始了我对“中国近代化问题”“世界各国近代化问题的比较研究”等相关课题的探索。

  王:请您就近20年来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发表个人的观感和评论。

  杜:您说的这段时间不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间吗!?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国家的飞速发展一样,近20年来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也可以同样用8个字来形容:辉煌灿烂,前途似锦。近20年来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走进研究行列的人员大增,研究机构的数量也大量增加。1997年,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制定的自然科学学科规划中,科学史被定为理学类一级学科,可授理、工、农、医等博士学位。有越来越多的大专院校开办了与科学史有关的科系,而且越办越好。近20年来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出版物(包括网络)的空前增多:书籍、专业杂志、论文数量都呈现指数函数增长趋势。人们很难做到通读一切,评论就更不是可以轻易做出的了。但是好书、好文章层出不穷,使人目不暇接。科学史研究所主持的30卷本大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已故曹婉如先生主持的《中国古地图集》,都是绝对够格拿世界级“奥斯卡”的。更兼古代、近现代;农史、医药、天文历法、地理、地质矿物、生物、冶金、造兵、交通工具、纺织、建筑、桥梁、造纸印刷;典籍整理、书录图录论文目录、人物、中外交流、教育:真堪称是百花齐放,群芳绚烂。近20年来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发展还表现在诸多新领域的开辟,例如:科学技术史考古(包括水下)、科学哲学、科学与文化、西学东渐与明清新学、近现代科学教育史、中国科学院院史、现代科学史的各分科专史、科学史和科技政策、少数民族科学史、李约瑟问题、宋代科技和宋代社会等等,不可胜数。许多新领域都填补了我国在各该领域的空白。其中不少均具有创新意义。或者著书立说,或者开办杂志,新领域呈现出一片虎虎生气,欣欣向荣景象,并且由此而产生了一批比较年轻的领军人物、学科带头人。近20年来,我们和港台地区同行的交流日益紧密。我国和国际科学史界的交流也得到了空前发展。剑桥李约瑟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德国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法国国家科学中心CNRS、世界上许多大学、研究机构和我国建立了卓有成效的交流关系。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在我们美丽的祖国各地,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史同行,接受来自各国的留学生和学者。我们还通过各种会议,与全世界的科学史同行进行交流。2005年夏,我们成功地举办了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中国这是第一次),在北京云集了来自世界各国的科学史同行。广西师大的《学报》,还为此会发了大会专刊。能举办这样的世界大会,很使我们感到由衷的自豪。其实,对近20年来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的发展进行评论,这个题目实在太大了。说句玩笑话,这够一篇硕士、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甚至可以写一本书。以上所述,实属挂一漏万,拉杂道来,无非是想和各位中坚一道,扶老携幼(老者还有余热可以发挥,幼者虽可勇挑重担但应更多呵护),共创和谐辉煌未来。如果让我可以也谈上一点缺点和不足的话,我想说:世界科学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包括通史和各学科的专史,尤其是现代的)而中外比较研究几乎没有开展;行业内还存在内耗(我是指一些大项目有不太必要的重复,相类似的大丛书、套书也多了一点) ;院校和院所的各级领导对科学史支持的力度,还有待加强和再加强。缺点说的少,说明我十分高兴地认为:近20年,成就是主要的。

  王:您从“大跃进”的年代就参加集体研究项目,“文革”以后又领导过集体项目,集体项目与个性化的独立研究有一些差异甚至矛盾吧?您是怎样处理这些问题的?当今集体研究项目好像越来越多,对此您有何忠告?

  杜:《中国古代科学家》(科学出版社,1959)是我于大跃进年代受命于编辑的,此书算是由我操办的第一个集体写作项目。和《古代科学家》同样类型的集体协作项目作还可以举出《宋元数学史论文集》(钱宝琮主编,1966)《中国古代科技成就》(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编,中国青年出版社,1978),《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杜石然主编,上下,1992)等等。它们都是论文集性质,只要讲好了分工和对稿件的统一要求,然后文责自负,收齐稿件即可交卷出书。为保质量每篇文章分别送审一次或几次,也是常情,但仍比较简单。即便是现在,分到人头进行的论文集类型的集体协作,大都不会有太大问题(个人的个性可以得到极大保护)。和钱宝琮共同完成的《中国数学史》(钱宝琮主编,1964)是属于师生协作,问题也不会很大。至于《中国科学技术史稿》(六人合著),是一部通史性著作,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全书分成若干章,每一章又分为若干节,每位协作者既要分担几章断代的任务,又要分担每一章中数理化天地生、各种技术门类小节的专科执笔。之后便是召开多次审稿、统稿会议,大改几次后才能定稿。这样的协作当然最需要的就是团队精神。大家必须都共同严格遵守从提纲、字数、交稿日期等一系列共同议定的稿约规则。通过改稿和统稿的讨论,磨合,分头执笔产生的文体和文风(包括个性)的不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这需要极大的相互尊重和包容。至于30卷本大丛书《中国科学技术史》是一项更大规模的全国许多单位和学者之间的大协作了,费时十年,难度就更大了,至今尚未完成。总结其中经验,请俟诸异日。大跃进时期提倡的是:“社会主义大协作”,口号是:“全国一盘棋”,批判的是:“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资产阶级个人名利思想”。现时下的协作恐怕首先需要一份“滴水不漏”的“协作合同”;要主张:责任、权力、利益分明;应提倡:当代的团队精神;需要批判的是:违反诚信的“背信弃义”“见利忘义”“惟利是图”。就中,也或许还需要“学术立法”以及规范“学术伦理”等等,以做保证。

  王:现今,国际化是推动中国的科技史研究的不可或缺的重要措施之一了。您学术交游广泛,尤其与日本科学史学者联系密切,您认为日本科学史研究有哪些方面值得中国科学史界重视和借鉴?

  杜:您说得很对,中国科学史研究,不可能也不可以缺少国际同行之间的推动和互动。已经去世的老前辈竺可桢、李约瑟、薮内清三人所创立的北京、剑桥、京都三个研究中心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创建并且推动了上个世纪国际间经久不衰的中国科学史研究。不久前,为了更好地推动世界范围内的中国科学史研究,在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了“中国传统科技文明研究中心”。中心聘请了国内外热心中国科学史研究事业之社会名流组成理事会,协助中心争取研究经费、沟通信息、指导工作。中心还聘请了国内外知名学者组成学术委员会,负责项目建议与评议、奖励评审、成果推介等事宜。中心还设立了工作委员会,由承担中心各项工作的核心人物组成,负责工作计划的组织、实施。我们期待着中心工作的胜利开展。相信它将会为全世界科学史界的老中青三代人,尤其是各国家、各地区的年轻一代科技史工作者,提供一个学习、交流、互动的平台。下面谈一下您所问的日本的情况。1991年我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退休之后,曾去日本京都佛教大学任教十年,教了十年中国科学史,并且长年参加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中国科学史讨论班的各项活动。而在前此的80年代十年间,我也曾多次访问日本,和日本各地的一些科学史工作者有过不少接触。另一方面,在当年,每有日本同行来访我国时,我大都是参与接待。但是,要说起日本的科学史研究,就不能不首先要提到他们的领军人物薮内清。薮内清(1906~1998),与李约瑟齐名,在科学史界有“西有李约瑟,东有薮内清”之称誉。在前面我们已经提起过他们二人。薮内清,他上承狩野直喜、内藤湖南等京都汉学学派以及新城新藏、能田忠亮等京都大学历史年代学研究者们的余绪,从隋唐历法史研究入手,逐步将自己的研究拓展为对整个中国古代历法史的研究,做出了杰出的成就。《隋唐历法史研究》(1944)是他的最初成名之作,而京都大学退休纪念作《中国的天文历法》(平凡社,1969,有1990年增补版,中译本即出)则体现了他在中国古代天文历法史研究工作的毕生精华。薮内的天文历法史研究,不仅仅是局限于内史方面的研究,不仅仅是关于中国天文历法内在发展规律及其主要成果的探讨和阐述,而且也包含有对促成这种发展的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社会背景的探索和阐明,从而开创了中国天文历法史的文化史、比较文化史等外史方面的研究。自50年代开始,从他所担当班长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中国科学史讨论班开始,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各分枝领域的多位日本的专家学者一道,利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广为使用的集体解读中国古代典籍(如《天工开物》、《齐民要术》等等)的学习、工作方式,把上述这种内史、外史相结合的综合研究方法,拓展为对中国科学史的断代研究。《中国中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1963)、《宋元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研究》(1967)、《明清时代的科学技术史研究》(1970)可为其代表。正是由于薮内清的这些杰出的研究活动,使得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逐渐的形成为与中国北京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相并列的举世闻名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三大研究中心之一。在这里,我还想介绍一下日本同行普遍采用的工作方法——也就是上面已经说过的“汉籍共同讲读班”。这一工作方法,至少可以追溯到京都汉学开山主狩野直喜。对一部选定了的中国古代典籍文献,集中十余人、甚至二、三十人共同讲读。指定人逐段首讲(逐段换人),先是“训读”(日本人读中文古籍的一种方法,首先记入读字先后、次序反转等各种符号,之后即可按日文发音顺利读出)、其次是逐字逐句注释、最后再将其翻译成现代日文。接下来,全员对担当人的“训读”、注释、翻译是否正确,进行热烈细致的讨论。最后,由班主任定稿。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薮内清主持的科学史班先后花费了20年的时间,集体研读了《天工开物》、《齐民要术》、《梦溪笔谈》、《物理小识》等中国古代著名,在此基础上主编并出版了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许多本知名著作。我本人就曾亲自参加过薮内的接班人山田庆儿主持的《开元占经》解读,以及长时间的参加了山田的接班人田中淡主持的《王祯农书》解读。参加解读班人员来自日本各地,从歧阜、从东京、甚至从仙台来,一下午的研究会,他们再乘坐新干线快车回去,第二天赶到自己的大学去上各自的课。虽然辛苦,但我觉得这确实是一个很好研究方法,值得介绍。现今已经进入数码网络时代,网上会议,QQ集体聊天,BLOG,不论是大英博物馆还是两岸故宫博物院,不费力就都可以做到一网通。集体研究已经进入到后碰面会议形式、后复印机、后胶片摄影、后邮局传递资料的新时代。国内、国外,多角度、全方位集体研究完全可以通过网络顺利开展,可以说已经不存在软、硬件方面的技术问题(虽然不同文种之间的机器翻译,在信、达、雅方面还差强人意)。问题是:像这样网络集体研究的成果,最后应该属于谁,打死老虎之后的老虎皮应该挂在谁的名下,一时还很难拿出准主意。但是不论怎么说,数码网络时代的学术道德的标准也应该“与时俱进”,则是不言而喻的,似乎这里也需要“学术立法”。

  王:中国科技史是一个边缘性的学术地带,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取得了引人瞩目的成就,在20世纪逐步获得了独立的学术地位。但是,中国科技史研究,甚至整个科技史研究在我国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处于边缘状态,属于“冷门”,似乎必须依附于其他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如何改变这种状况?对于21世纪新入门的年轻科技史工作者,您对他们有何期待?

  杜:正如您所说,中国科学史,大约经过三代人的努力,确实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与北京、剑桥、京都鼎足而三的共同发展的局面。中国科学院的历届领导,例如郭沫若院长、竺可桢副院长、钱三强副院长、方毅院长、卢嘉锡院长、路甬祥院长等等,都对中国科学史的研究工作,给予了极大的关怀、支持和指导。或者是如您所说,中国科学史具有“边缘性的学术地带”的性质,我们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上级领导隶属关系,在上世纪50~70年代,确实经历了从中国科学院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再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又回归中国科学院的反复过程。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研究所回归由中国科学院来领导是天然合理的。作为一个有着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中国科学史研究,实际上也可以说它乃是中国科学院颜面工程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中国科学史研究又可以成为增强自我信心,加速实现我国科学现代化的精神动力。举办和世界各国的双向文化年,30卷本的《中国科学史》(题:卢嘉锡主编),真的可以作为是中国科学院能够奉献给全世界的最佳礼品。至于科学史,正如您所说,和中国科技史一样,虽然它也具有“边缘学术地带”的性质,但是我却认为科学史不应该算是学术上的“冷门”。因为它包括古今中外,论其范围,要比中国科学史大多了。科学史,特别是近现代科学史,它一直可以打通到现代,就更可以成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互沟通的桥梁。由科学史研究,可以互相关联或者说衍生出:科学思想、科学文化、科学学、科学哲学、科学方法论、科研组织与管理、科技政策与决策等一系列极具生命力的新的学术领域。正因为如此,全国许多高等院校、理工农医和技术种类的各院校,多有设立文学院或文化学院,并且在这些学院里开设了与科学史有关的讲座、课程。中国科学院科学史研究所也正在和各高校协作,开创各该学校的科学史系。我们也认为:高等院校的其他院系都应该开设与自己院系、自己学科相关的各种专科史。无论从院校本身的建设,或是从为国家和民族培养更合格的全方位的人才来讲,都是千秋万代公德无量的事。即便是仅就传统的中国科学史而言,它和中国社会史、文化史、政治史、经济史、哲学思想等等的关联,也是显而易见的。 传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它也相当于是一种有形无形兼备的文化遗产。做好传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也应该算是共和国颜面工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在大力提倡“科教兴国”的现在)。关于传统中国科学史,您在提问中还描述了一个令人十分不安的发展前景:“似乎(它)必须依附于其他才能获得生存空间”。如果真的发展到了那一步,那可就是太遗憾了。连国宝大熊猫,不是都得到了国人、世人的妥善保护了吗?!对21世纪新入门的年轻科技史工作者,我只想简单地说:(1)首先是很羡慕他们能工作、生活在这样好的一个新时代。这个新时代提倡的是:“科教兴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谋求国民经济的和谐可持续发展”。这些提法都可以说是“空前”的,也是我们几代科学史工作者所期盼的。我期待那些年轻同行,能用自己的科学技术史工作来讴歌改革开放、自主创新,来奋力推进这样好的新时代。(2)其次,期望他们在工作中注意提高学术道德,其中也包括中华民族传统的“敬业授徒,尊师重道”。(3)再次,希望他们研究兴趣的范围能更宽广些。中外历史以及交叉关联学科等等,都可以使自己得到很多启发。期望他们可以创造出更多、更新的科学史的新领域、新学派。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苏 琴]

作者简介:王扬宗(1964-),男,湖北公安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杜石然(1929-),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任日本佛教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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