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辅彬/问,江晓原/答)听从内心的呼唤——访谈录之八

2008年10月13日 20:36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江晓原教授一心想研究古典文学,却“误打误撞”,撞到了科学史研究的道路上,成为中国科学院席泽宗院士的第一个研究生,也成为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博士。他是科学史专家,却一直关注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文化,走在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边界上。按他的说法,他的所为是“听从内心的呼唤”。


本刊主编万辅彬教授在采访江晓原教授()


  万:非常欢迎你的到来,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从年龄上讲,我比你痴长几岁,但学术上,你比我高。我从网上看了你的简历,由于文革你没有机会上高中,结果自学成才,考上了南京大学天文学系,不少人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请你谈谈成才之路上的最大体会。

  江:把考大学和成才之路联系起来问我,过去没有人这样做过。关于这个问题,我的答案可能与很多人预期不同。实际上,我最初完全是任其自然地走着,我并没有设计过我的人生,而且在很长时间里我也不认为我是一个成功的人,后来好像做出了一点成就,大家认为算是成功了,能不能让我回过头说是怎么成功的。大家一般期待的答案,可能是年轻的时候就有一个奋斗目标,然后坚持不懈地向着这个目标努力,最后有所成功。但是,我自己仔细回忆起来,我当初没有什么目标。既然没有目标,也就没有向什么目标不懈努力了。所以,我回过头来看,最大的体会主要是:听从内心的呼唤,少考虑世俗的荣利。

  对上大学这个事情来说,文革当中我只上过两年初中,那时候的政策,我们得下乡下厂干活,我因为是独生子女被分配到一个工厂当电工,干了6年。等到我听说要恢复高考了,离考试时间只有三个月。这三个月我就去找高中课本来看,别人叫做复习,对我来说这不叫复习,我从来没学过,只不过从头把它读一遍。仅仅三个月的时间,你怎么弄也不可能弄得很好的,是吧?所以填志愿的时候,没抱什么希望,胡乱地填,拿着一张报纸,看上面各个大学的专业,哪个最顺眼就是第一志愿,次之就是第二志愿,也不和父母商量,因为他们不熟悉这方面的情况,也不可能提供意见。当时将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作为第一志愿。后来我父亲通过他单位的同事,找到一个华东师大的老师,向他请教有关事宜。那个老师就说,“你独生子完了,填这样的志愿是一定要失败的”,他说我连高中也没念过,而南京大学天文系是非常厉害的,要有很好的功底才行。当时我想,考都考了,填都填了,报都报了,已经无法改变了,我就把那些高中的书又搁在桌子上,不是说半年后又可以考嘛,我就算是78级好了。这事也没多想,但是非常奇怪的是,有一天我父亲回到家跟我说:“你考上了”。我说你怎么知道我考上了?他说我小学时的班主任,现在被调在招生办工作,是他说的,录取通知书还是他亲手发的。我一听,就把那些高中书通通扔掉,不要再看了。

  万:你没上过高中,数理化你是怎么学的、又是怎么考的呢?

  江:我就是把课本拿来看啊,然后做一些习题嘛。我的高考考分,是我进了天文系之后才知道的。我在天文系四年一直都做班长,和系里的老师都很熟,有一次,我跟他们说我要看看我的高考成绩,他们就同意给我看了,我原以为这19个同学里我可能是第19名勉强考进去的,结果一看,我考得还可以。你的那个疑问啊,我自己也有的,我的数理化这样子临时抱佛脚怎么能好呢?结果,我的化学确实很糟,没有及格,数学呢勉强及格,才65分,而物理却得了满分。物理考得好,是因为我在当电工的时候对物理还是有点钻研。即使这样,数理化这三门的总成绩还是不行,但我的语文和政治都得九十几分。我文科考得好,也是因为我当6年工人的造化,那6年我确实读了很多书,实际上,这种读书生活我在初中时候就已经开始了。初中这两年因为文革的原因根本不用好好上学,实际就是鬼混,也不用做作业,而我那时比较早地告别了街头的小伙伴们,开始留在家里看书。因为我觉得自己学物理还是学得进的,所以后来报的几个专业都是物理类的,我的第一志愿是南京大学天体物理,第二志愿是华东师大的电工物理,第三志愿是青岛海洋学院的海洋物理。我居然考上了大学,但是进了大学还是有问题的,因为基础不扎实嘛,第一第二个学期学习很吃力,特别是数学。班里其他18个同学都是念了高中的,而我是没有念的,我就得去图书馆借高中的课本再来补课。这一年下来,我变得很瘦,回到家里我母亲很吃惊,怎么瘦成这样子了?她问我还念得下来吗?我说应该没有问题。事实上呢,到二年级就好了,成绩就开始上去了。

  万:后来考研究生时你为什么要报中国科学院科学史专业?

  江:选择科学史专业,是很偶然的,没有深思熟虑专门去选择。我原来要考的专业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古典文学,我是非常喜欢这个专业的,我早就瞄准了这个专业,大概大三的时候就开始复习备考了。而且,我还专门去找了一个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就是后来成了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的陈尚君教授,我去找他,是请他给我测试一下,看我能不能考这个专业,如果门都没有,那我就不考了。然后他就测试了,他拿了一些古书叫我标点,好像还让我讲解一些古诗文什么的。测完了以后,他向我宣布:“你完全可以考我们这个专业。在古典文学方面,你看的书比我们中文系学生看的都多,但是呢,有一些很基本的书,你可能没有读过或者没有精读,比如说中国文学史,你回去还要精读。”有他这么一说,我就有了信心,回到学校就真的开始精读那些书了。但是,到后来报名的时候,我盯着的那个先秦文学史,因导师生病取消了招生,我就没能报考了。正在这个时候,我同寝室的一个同学偶尔看到有一个很怪的专业,就是科学史,他说考三门:古代汉语、中国通史、天文学导论,他觉得我考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的。我也很奇怪,有这样的专业吗?这三种组合听起来很怪,我就去查看。导师是席泽宗先生,我那时不认识他是什么人,后来还是我们班里的一个同学说席先生常在《天文爱好者》杂志上写文章,似乎挺有名的,所以我就贸然填报了。后来,倒是很顺利地考上了。在这之前的三年,席先生都没有招到学生,这一年招了我,此后20年也没有招人,一直到2000年才招了第二个学生,也是他最后一个学生。所以关于报考研究生的专业,也是误打误撞的,并没有认真地思考和计划。

  万:你报考科技史专业有偶然也有必然,你原来学过天文学专业,再加上你的古汉语功底比较好,是吧?

  江:应该是吧。然后,到读博士的时候,也是类似的。那时候,我老师问我愿不愿意读博士?我说我不知道我干这一行有没有潜力。那时候硕士快毕业了,自己琢磨不定,也不知道自己干啥好。所以我对老师说,你要是觉得我干这个专业有潜力那我就考,要是觉得我没什么潜力呢,我就干别的去。先生就对我说:“我很负责地跟你说,我认为你是有潜力的,你应该读。”老师的话应该是权威的,我就相信老师,就考了,也考上了。念到第二年吧,我才开始有点入道,这时候我突然发现我有某种飞跃,就是觉得自己能够找到题目做了,并且都能做出来。一开始的时候你是抓不到题目做的,现在的研究生你叫他自己找个题目并不是很容易的,大部分学生没有这种能力,还得靠导师来指导。那时我能找到题目又能做,做了都能在《自然科学研究》、《天文学报》这些一级学报上发表,这样,到我博士答辩的时候我已经在这些一级学报上发了十篇论文,以至于到现在我已经出版了30多本书,但我的博士论文都没有出版过———因为我老师说我的博士论文不用再写啦,把我这十篇文章的详细提要写上,再把这十篇文章附在后面就可以答辩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答辩的,只有三四万字,这个字数比现在有些硕士论文都小。这个博士论文要发表的话,还要把它改写成一本书才行,然而我一直没有时间去改写它,所以到现在我的博士论文还没有发表,这个事情也算是有点特别的了。

  万:讲实在话,你的那十篇论文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一篇博士论文更有价值。

  江:一些人的观点也和你一样。后来,刘华杰还给补了一个论据,他说当年钱学森的博士论文也是这样的。

  万:我还给你讲一个例子,胡适之最后博士论文连答辩也没答辩完呢,当时他就没有得博士学位,后来到了北大出名了,再重新认定他是博士。因为他当时研究的东西人家也没有研究过,不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水准,无法给他下定论。所以我说博士论文真是可以不拘一格啊。

  江:在读研究生时,自己认识到能够自己选题了,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有一次我问已故的薄树人先生: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合适自己的题目?所谓合适的题目就是自己有能力有条件做出来,而且它发表出来能够让学术界承认和重视的。我的标准是这样。我问了以后,他说你这样想就太早了,这个是高级研究人员才要求的事情,你现在还是研究生,不必操这个心。我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呢?当时所里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是有学术档案的,他们发表的所有论文都有卷宗的,从事天文学史研究的诸前辈的学术档案卷宗,我全部借来在宿舍里一一看过,当然不一定每篇都特别仔细的看了,但都读过一遍,我就是想知道前辈们是怎么做出这些文章来的,他们为什么会选这个题目来做。我当时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我把前辈们的卷宗都读了,问题还是没有解决,我急着就去问了。我脑子里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直到了读博士的第二年,这个问题才解决。

  万:你当时是怎么顿悟的?

  江:这个过程就有点像我在工厂里下象棋一样。我在工厂时,非常迷恋象棋,家里棋盘上的棋子是从来不收起来的,碰到某个难解的棋局就留在那里,时不时想着,脑子里都是些棋谱的各种布局啊,某一着啊,突然在半夜里想起招来了,就爬起来到棋盘上去摆。我操练外语也是一样的。那个时候不停地做题,老师就看做题的准确率,有一个阶段我的准确率总是上不去,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心急,怎么做那么多习题准确率就是上不去?但是你持续做,有一天你就会突然发现这次我的准确率怎么上去很多啊?而且后面好多次,这个准确率已经上到了一个较高的台阶,这就是一个跳跃的过程。我觉得搞学术跟这些事情是类似的。就是说,我不能明确地回答是什么东西使我顿悟的,实际上是我不停地想这个事,不停地做这个事。

  万:你过了这个坎儿以后,前面变得非常开阔了,你后来的研究就进入了一个新的天地,研究领域非常广泛。你自己觉得这么多年来你研究得比较有成就的是哪几方面内容?

  江:在天文学史这个领域,我觉得有两方面成果自己还算有点成就。一个就是《天学真原》这本书有某些开创性,一直到现在清华北大选它做科学史典籍阅读,他们觉得在中国的天文学史里头,这个是属于原创的。不但有科学,还有文化在里面。有科学社会学的成份,也有明显的文化人类学的色彩。另外一个呢,就是我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一直在做的中西天文学交流。在我的论文中这方面的文章数量占绝大一部分。这方面的研究,我后来也一直做。这方面我先后拿了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这是天文学史这个领域的。下来呢,就是性学史了。在性学史方面,我觉得自己还是认认真真地做的,有一定的价值。到现在为止,性学史比较重要的著作就是那个《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我自己把它看作做是我的作品中仅次于《天学真原》的。

  万:这个也是有原创的。不像一些写关于性学方面的,就是把西方的东西找来,再拼凑出来,不是研究出来的。

  江:是的,一些写关于性学方面的书不仅没有理论架构,史料方面也是非常的不足。我那个性学史所积累的资料,数量是天文学史积累的三倍。

  万: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做性学史研究的?

  江:我做性学史研究,最早发的论文是1986年。这个《性张力下的中国人》是1995年出版的(2006年初就要出新版了)。因为我是准备做一个比较宏大的结构:《性学史三部曲》。这个三部曲到现在大概只做了有三分之一的样子。原来因为天文学史那边的事情越弄越多一直都没有腾出手来做,最近出版社又在催我做这个事,我一直都没有时间做。其实我自己是很想做的,比天文学史还要想做。

  万:吴阶平先生很早就从科学的角度来讲性学了,你这是从文化的角度,从人文的角度来研究这个东西的,我觉得很有意思。

  江:所以我有比较浓厚的兴趣。吴先生那个时候,大家的思想还是比较保守的。他组织翻译的那本《性医学》,出来之后非常轰动,但是有四章的内容被删掉了。这四章是关于强奸、性转换、性变态和同性恋。当他认为这个在中国是不能讲的。那是在上个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

  万:你对科技、文化都有涉猎。你说你是在人文和理科边界上走来走去的人。

  江:对,科学文化这几年我做得比较多。“科学文化”这个提法,在中国,如果不说是我最先倡导的话,起码我也是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现在媒体都接受这个词汇,大家都开始使用了。

  万:你为什么非常关注这个方面呢?

  江:我是出于这样考虑的,如果这个学科做得没有什么受众,意思就不大。我写《天学真原》的年代还不赞成这个,我认为没受众就没受众,反正是象牙之塔。我现在也不反对做这个东西,象牙之塔的东西也得有人做,而且呢,你去做一个受众更多的学问的时候,那个象牙之塔的东西会作为你的某种支撑,它是必要的,没有它是不行的。现在有一种情形,做象牙之塔的和做受众比较多的,两部分人分离开来做。这种情形我觉得并不理想,互相之间不能更有效地沟通,如果这两部分工作由同一个人来做,也许会好一些。

  万:实际上,在西方就有很多科学文化人,他们分为好几个层次;一部分是文化味道多一点的,一部分是科普味道多一点的,而且多是很有水平的大科学家,包括爱因斯坦就写过很多通俗的东西。

  江:在中国,科学与文化的相融还在一个形成过程中,还没有完全成熟。从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前些年象牙之塔的东西做得比较多,现在我对这方面的兴趣比较淡了。但是我所做的科学文化的东西还是以我的科学史研究为依托的。

  万:包括后面你写的那个《天学外史》,它的学术意味还是很浓的。

  江:我本来是当学术书写的了。后来台湾给我一个“吴大猷科普佳作奖”,我也不反对,你知道有的人就是反对这样的。他们给我这个奖我觉得也蛮好,起码表明《天学外史》的受众多一点嘛。这几年我做的“不务正业”的东西也多了起来,但还是和科学文化相关的,比如,我先后在北京、广州、上海等地的报刊杂志上开有专栏,这些报刊杂志是《科学时报》、《中国图书商报》、《书城》、《中华读书报》、《文汇读书周报》、《人与自然》等。我在《中华读书报》上的专栏是专门谈论科幻电影的,叫“幻影2004”,到现在已写了两年了。

  万:你要评论电影,不是得花很多时间去看电影吗?

  江:是的,要看若干部电影才能找到值得评论的东西。但是,我的影评都是跟科学文化结合起来的,我在那个影评专栏里评的基本上都是科幻电影,它是跟科学有关的,我的评论文章跟一般的电影评论是不一样的,我并不评导演水准、演员水平什么的,这些东西我也不懂,我是谈电影背后的思想资源,比方说里面的某一种观念,它在物理学上是不是有依据,或者这种观念在西方的历史上曾经有怎样的表现,主要是谈这样的东西。

  万:我个人觉得这是很自然的事,一个人喜欢做什么,跟他从小到大形成的知识结构有关系,当然也和这段时间社会上议论的热点有关,就说科学文化,国外也在讨论这个问题,所以我个人觉得你做这些也不是什么“不务正业”。我们应该鼓励文化的多样性。我觉得我们可以把文化、科学这两个领域更好的沟通起来。文化和科学本来就是一棵树上的东西,从历史上来说,科学也是文化的一部分,或者说科学和技术是文化最基本的东西,奠基的东西。

  江:所以我平常用“科学文化”这个词汇,就是有多重含义的,其中一层就是这两种东西的融合,因此并不是说每个懂科学的人他就有这种科学文化。有人反对我们用这个概念,说科学家都是有文化的,他们怎么不是科学文化人呢?意思是说,科学家是识字的,文字就是文化,那所有的人都是科学文化人,这就没意义了。应该说在这个交界上做工作,并且能够在公共话语空间有所表达的,我们才能称之为科学文化人。这比较确切一些,尽管他所涉及的范围可以非常广的。有些人对科学文化的理解跟我们有一点不一样,他们要把科学文化做成另一个象牙塔里的东西,不要跟受众发生有效的连接。我们做科学文化并不想再做出一个象牙塔里的东西来,我本来就是想走出象牙塔。

  万:有人把你和吴国盛、刘兵、刘华杰称为科学文化人里的F4,你怎么看这个事?

  江:最初她们弄出这份报道时,是发给我看了,问我能不能接受这个“荣耀”。这个本来就是那些小记们写着玩的,我觉得无所谓,我没有反对,当然也没有积极赞成,听之任之就完了。我对这个事情有另外一个观念,我一直认为科学文化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挖掘科学的娱乐功能。这几年我经常参加一些会议讨论中国的科普为什么做不好,为什么西方的科普这么好,现在国内好一些的科普作品都是翻译过来的,中国人自己几乎很少写,也写不好。我认为主要原因就是大家总以为科普著作就是为没有文化不懂科学的人写的,向他们普及,像扫盲一样。以前出的《十万个为什么》是什么时代?那时公众受教育水平普遍很低嘛,而且也没有好的科普著作出现,当然人人都看它了。现在公众的受教育水平都提高了,你说你日常生活中有没有一个问题需要看科普读物来解决的呢?没有或者很少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平常看到的信息源都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了,那为什么还要去看科普读物?那里面的科学知识对你日常工作生活不是必要的,你不看那书,你的工作也不会受影响,看了这书当然也许锦上添花,也可能是种愉悦而已,所以我觉得西方的一些科学文化里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他们提倡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而中国人一直认为娱乐是一件下贱的事情,一个邪恶的事情,科学怎么能开发这个功能呢?你不是拿科学搞笑嘛!科学是不可能有娱乐功能的,谁企图开发它的娱乐功能都是用心不良的,都这样想问题。而我是主张开发科学的娱乐功能的,而且我写这些科幻电影的评论,其实每一篇都是在具体的个案上指出这个电影是开发了哪个理论哪个学说的娱乐功能。正因为我们有这个观念,她们就把我们几个人说成了“F4”,这也不过是写着玩玩,也不过是娱乐而已。所以我无所谓,实际上我们四个人都无所谓,如果有人反对说,我不要放在这里头,怕坏了名头,那她们就会不放了。现在有些人看了这事趁机就揶揄,这是在预料之中的,我们都无所谓。

  万:你现在已不是独立作战了,现在你既是领导又是专家,有很多事情要做,一方面要管整个科学史系,还要带硕士博士生,另一方面要管人文学院,那么你是怎样管理的,你想把这个人文学院、这个备受关注的科学史系办成什么样的院系,有什么特色?

  江:我是这样想这个问题的。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科学无法规范》,我是强调科学,其实文化也是无法规范的。一个系、一个学院最终要把办成什么样子,这是无法规范的。有人讲什么定位啊,思路啊,我觉得这里有个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之分。对于这个最低纲领我们是可以做一些规范的,比如我们可以制订一个近期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可以采取些什么步骤,这是可以做的,事情总是要有计划,不能瞎弄。但是最高纲领是不能确定的,从长远来说你这个系到底定位在哪里,你要把它办成一个怎样的系,它是最不可知的,因为一个系能不能有某种特色,取决于你有没有这方面的人才,而人才方面不是你想要谁就得到谁的,比如我这个系里想要一个研究铜鼓的专家,然后在全国一找,你万先生就是研究铜鼓的专家,我想把你万先生挖过来,你说能行吗?引进人才不能事先规范好,那你办什么特色也是不能规范的,只能随缘吧!我们人文学院,现在是这样的,实体是七个,科学史系、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思想政治教育中心、艺术教育中心。另外,还有一些中心、研究所,那些都是番号,没有实体的,有的是两个番号一支队伍。这个人文学院想办成什么样呢?也有人这样问过,我也是用同样的话回答他们,我不知道我们人文学院最终能弄出什么样的特色。目前我们人文学院最有影响的系就是科学史系,那恐怕也不能说人文学院的特色是科学史吧。

  万:从目前的走向看来,你们在哪些方面比较受人瞩目?

  江:从目前看来,天文学史方面是很强的,有人甚至认为是最强的,这就算是我们的一个特色了。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物理学史和数学史,虽不能说在国内有多领先,但它属于那种实力相当强劲的专业。我们纪志刚教授带的一些数学史的硕士和博士生在数学史的会议上表现都很好,不止一次有人对我说,你们派出的人很厉害,人家派出的都是老头子来开会,而你们派出的都很年轻。而且我们的博士生在大会上的报告大家都觉得很好,每个博士生做东西都不错,甚至还有硕士生也去了。物理学史方面,关增建教授带的几个学生做得也很好。我们在这两方面实力是比较强的。另外我们的生物学史、建筑学史、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这几方面虽不很强,但也都各有专人研究的。

  万:你说过“科学史是无用之学”,有没有不同的议论?

  江:还是有赞成我的观点的。实际上这是一个极端的说法,因为我们现在总是要讲实用,一个学问出来就要问你有没有实用价值,比方说你研究那个铜鼓有什么实用价值啊,如果你非要去问个有没有实用价值,我只能这样说。当然,你一定要找它的用处,也是能够找到的,比方说,作为科学文化的资源,作为思想资源也是有用的。如果你把科学史的价值维系在“科学”上,天文学史对天体物理的发展也是有很大影响的,在天体物理的发展过程中,还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就这一点你可以理直气壮的说,你看,它对前沿都有用,这科学史它有用吧。但是我为什么要强调它是“无用之学”呢,如果你把科学史的价值维系在这个事情上的话,你就危险了,因为这样的事情是可遇不可求的,科学史工作中的百分之九十九对科学前沿是没有贡献的,它只是提供文化的多样性,而不可能有什么,在这种层面上,它的贡献是负的,因为,你还要花掉钱,还要有人耗去他们的精力去做。所以,我那会儿写那文章叫做“坦坦荡荡说无用”,就是承认我做的学问是没用的。我在学校里各种场合都这样说:“科学史是没有用的,我做的是没用的学问”。那么,为什么没用的学问我们也要让它生存下去?你只有论证了没用的学问也有价值,也应该为它花钱,让它生存下去,这个时候,科学史这样的学科才能理直气壮地生存下去。如果,你一定要说科学史能够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有多大贡献,才能生存下去,那你就将无法生存,因为,实际上它不可能对经济建设有多大贡献,相反,它对经济建设的贡献是负的。比方说,你一家人,以前很穷,饭都吃不饱,整天想着怎样能填饱肚子就好了,这个时候就谈不上追求文化了,可是你后来家里有了钱,你就想到买一个什么工艺品摆在架子上看看,又想买一幅什么名画挂在墙上欣赏欣赏,还想买一架钢琴让女儿弹弹。这个名画也好,古玩也好,钢琴也好,它对你的生活难道是必须的吗?你没有这个古玩,没有这幅名画,没有这个钢琴,你不是一样吃饭穿衣吗?你明明知道你买这些东西从经济上说是负的,对你来说是花掉钱,不会给你带来钱的,那你为什么还要买,为什么觉得它还是需要的呢?你可以说:“我看着愉悦!我看着舒服!我让客人进来看了觉得我有品味,所以我有面子,我让我女儿从小弹钢琴,熏陶熏陶,将来成为淑女。”你这么回答的时候,你已经超脱了吃穿用,开始追求文化了。而你为这个文化花钱的时候,你没有觉得荒谬吧,没有觉得不理直气壮吧。那么,一个国家或一所大学也富裕了,它是不是也需要它们的“古玩、名画、钢琴“呢?对它们来说,它们的“名画、古玩、钢琴"又是什么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品种就是学术啦,包括科学史在内。这些学术对于这个国家来说就是它的文化。

  万:我们今天的访谈,自然而愉快,而且收获颇丰。非常感谢你接受我们的采访。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苏 琴]

  作者简介:万辅彬(1942-),男,安徽繁昌人,广西民族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江晓原(1955-),男,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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