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辅彬问,刘钝答)走向世界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事业之访谈六

2008年10月13日 13:36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2005年7月,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在此盛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长刘钝先生就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发展脉络进行了简单的介绍,他将其分为四个发展阶段,并重点探讨了学科建设的国际化与再建制化的关系。另外,他还就近年来中国科技史界的主要工作进行了总结。他阐述了即将召开的国际大会在中国召开的特殊意义,介绍了会议的筹备工作、会议的主题及此次盛会可能引起公众与传媒关注的热点等问题。他认为此次北京大会将为中国科技史家特别是该领域的青年学子创造一个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并希望大家在会场能结识更多的同行与朋友,并能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对话者与合作者。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借这次大会的东风,全面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水平。


本刊主编万辅彬教授在采访刘钝研究员()


  万:刘所长,您好!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2005年7月就要在我们中国召开了,在这样一个时刻,我们科学史界都有一种责任感和光荣感,这样的国际学术会议能在中国召开,显然是与我们中国科学史事业在国际上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分不开的。您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现任所长,又是中国科技史学会现任理事长,请您站在学科带头人的立场上,给我们介绍一下中国科技史事业发展的脉络。

  刘:首先我想从数学中借用两个概念:“连续”和“公理”,这样我们不妨将连续性命名为历史学第一公理。今日中国科技史事业的繁荣,是在前辈学者艰辛努力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远的不说,就近代学科意义上的科技史事业而言,我认为在中国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从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初为草创阶段,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为建制化阶段,80~90年代为调整阶段,从90年代末期开始进入再建制化阶段。当然这只是我的一家之言,这样分一下可能有利于说明当今科学史家的学术承负和面临的形势。我猜想有一天后人会说———在我们看来,这80来年不过是历史的一页,都是中国科技史这一学术事业的初始阶段而已。

  万:我赞同您将中国科技史事业发展分为四个阶段,您能否稍微详细介绍这四个阶段的情况。

  刘:好!草创阶段的主角多是在国外受过教育或至少在新式学校受过科学训练的科学家,他们在那个特殊的时代,怀着极大的爱国热忱,将自己的专业知识同整理国故、振奋民族精神的目标结合起来,可敬可佩,他们当中的少数人在第二阶段转换身份成为职业科学史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科学院成立之后,中国的科学史事业得到向建制化方向发展的机会,以1954年中国科学院成立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1956年召开第一次中国科学史讨论会、1957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1975年扩建为所)、1958年创办《科学史集刊》等事件为标志,向后则可顺延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和正常学术秩序的逐渐恢复。调整阶段以1978年恢复研究生制度与1980年成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为肇端,中国的科技史教育和研究开始从单一的国家研究中心向全国辐射,研究方向和题材也开始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同时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科技史领域的国际交流逐渐活跃,代表性事件是国际中国科学史系列会议与国际东亚科学史系列会议的持续举办。至于再建制,可以认为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而出现的一个新趋势,也是中国科技史界面对新形势开拓局面谋求发展的一系列举措的概括。

  万:前年,您曾经到我们广西作了一个关于“再建制化”的报告,可否重点介绍一下您所说的“再建制化”。

  刘:所谓“再建制化”(re-institutionalization)是相对于“建制化”而言的,它是前一过程的深入和继续,并不是说推倒重来。实际上,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的建制化进程,后来并没有完全停步,80年代中国科技史学会的成立和《自然科学史研究》、《中国科技史料》等专业刊物的出版都应视为建制化运动的继续。为什么还要强调这个“再”字呢?因为最近几年,由于社会环境的变化,中国的科技史事业面临着严重的挑战和新的发展机遇。如果说50年代开始的建制化是一场自上而下、为新中国的建立和振奋民族精神的热情所鼓舞、有着建设国家研究队伍这一明确目标的运动,现在我们所从事的活动,则是全国各地不同的研究群体与研究者个人,经过最近十来年社会转型的考验与磨砺,自觉形成的一股整合学术力量的趋势。1998年中国科学院开始推行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试点计划,在客观上也促进了这一趋势向健康的方向发展。按照这一计划的要求,研究所在凝练科技目标、改进管理机制和组织建设队伍方面都采取了一些措施。有关的话题我的同事们会作一些介绍,这里就不多谈了。

  万:您掌握的信息比较全面,请问从整个中国来看,近年来科技史界有哪些新气象?

  刘:我在一篇小文中曾举出如下几桩比较醒目的事实,它们是:(1)科学史学科的学位点继续繁荣,培养了一大批在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两方面均接受过正规训练的科学史专业人才;(2)若干高校出现了系一级的科学史机构,一些研究型大学中的科学史中心也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以相关科研院所与高校为中坚的科学史学术共同体已在中国出现;(3)中国科学战略的决策者,对科学史所特有的社会文化功能,及其在国家科技创新体系建设中可能发挥的作用有了清醒的认识,在中国科学院率先实施的知识创新工程中,设置与科学史有关的国家级研究平台;(4)通过学会、多种学术期刊、各类大众传媒、大量科学史专著和工具书的出版,科学史图书和论文的评奖等诸多渠道,科学史研究已赢得一定程度的社会认同;(5)中国科学史家的研究已引起国外同行的充分注意,随着国际交流的深化和一些中青年科学史工作者从国外学成归来,中国科学史研究和学科建设的国际化正在加速进行。

  万:学科建设的国际化与您所说的再建制化有何关系呢?

  刘:我认为真正的国际化是再建制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同先进国家一比,我们就知道尚有许多事情没有完成。举个例子来说,在美国注册的科学史学会(History of Science Society,简称HSS),其会员的40%来自美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年度运转经费大约为40万美元,主要源于个人的会费和会刊ISIS的订户。而我们的科学技术史学会,从名义上讲是一个非政府学术团体(NGO),实际上却要依赖挂靠单位的支持,我们曾尝试采取一些向真正NGO过渡的措施,但结果不如人意,一些人习惯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组织模式。当然这不是科技史学会一家的问题,社会进步、经济发展与个人观念的转变缺一不可,这些都是体制改革成功的前提,而国际化有益于我们借鉴先进的经验,促进学科的建设与发展。过去我们也有一些国际合作,但涉及面不够宽、题材不够广,主要是在中国科技史领域同国外少数学者和机构进行交流,真正的国际化则有赖于中国科技史工作者同国外同行开展全方位的交流与对话。

  万:您组织的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就是中国科技史界致力于国际化的一个结果,能否介绍第22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在中国召开有何特殊意义。

  刘:科学史是人类文明史中最重要也是最精彩的一个篇章,但是长期以来,科学史中非西方文明的源流往往被人忽略,科学被解释成西方文明的专宠。北京大会将是ICHS有史以来第二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召开,也是第三次在西方文化传统之外的国家召开,因此有特殊的意义。同时,一个国家能够承担这样的大型盛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该国经济情况和学术环境良好的体现,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ICHS曾分别在华沙-克拉科夫、莫斯科举行,而现在是很难设想的。前苏联的科学技术史研究所曾是世界上最强的专业科学史研究机构,人员最多时达到400余人,拥有凯德洛夫、尤什凯维奇等世界著名学者,而现在的生存环境则非常糟糕。1974年ICHS第一次在东方举行,也正是东道主日本的经济奇迹持续影响世界的时候。在墨西哥大会上我陈述“选择北京的10个理由”,分别是“中国人口最多”、“中国历史悠久”、“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机会”、“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稳定”、“设施齐备”、“会场优良”、“学术新气象”、“中国科学史家的愿望”,以及“官方和非官方的支持”,能够在所有这些方面同我们一比的国家确实不多。当然,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抓住举办ICHS的契机,进一步推进中国科技史事业的再建制化与国际化,全面提升中国科技史研究的水平。

  万:您能否给我们介绍一下大会的筹备工作。

  刘:2001年从墨西哥回来后,我们就开始了大会的筹备工作,科学史研究所为此配备了经费、人员和办公室,成立了秘书处,开设网站,公布时间表,寻求赞助,向有关当局呈递报告等,还多次接待了DHS主席团成员的来访及考察。中国科学院路甬祥院长,以及柯俊、席泽宗院士担任大会顾问,给予我们很大的支持,关于“北京宣言”的建议就是路院长在会见DHS主席团时提出的。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国科协均提供了经费支持。大会的学术组织工作由一个国际程序委员会来负责,委员会主席是柏林技术大学的E.Knobloch(葛诺伯)教授,委员共30人,其中三分之一由DHS主席团推荐,三分之一由程序委员会主席推荐,三分之一由组织委员会主席决定。我是组织委员会主席,这个委员会于2003年底组成,包括30余名中国同事,多数是国内科学史领域活跃的中青年学者和相关机构的负责人。筹备工作得到了故宫博物院、中国科技馆、北京天文馆、中国农业博物馆、中科院学术交流中心、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当然还有贵院,以及英国李约瑟研究所、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等多家中外机构的热情支持。目前我们已发送了两轮通知,最后一轮通知将于6月底寄送。到会人数现在尚无法准确估计,外宾应该在1000人以上。现在仍可接受网上注册,所有的大会信息以及相关的国际组织情况都可以在大会网站上找到(请点击http://2005bj.ihns.ac.cn/)。

  万:这次大会的主题是什么?

  刘: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全球化与多元化———历史上科学与技术的传播”。“全球化”与“多样性”,一个主要表现在经济领域,一个主要表现在文化方面,而且两者似乎是有矛盾的,因此把它们绑在一起会引出许多有趣的话题。我个人比较喜欢这样的捆绑,而不喜欢纠缠于空洞的概念争论,就像我们办《科学文化评论》时,不须先界定什么是“科学”、什么是“文化”一样。绑起来,推出来示众,大家一讨论,意义就出来了。“全球化”是大趋势,“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多样性”是生命和社会演化的动力,世界不可能归于单一,而人类历史不会终结。有关的话题已经由我们写进《北京宣言》的草稿中了,希望大会能够顺利通过这份文件。

  万:这次大会有哪些热点能引起公众与传媒的关注?

  刘:我想,以下一些事情有可能引起公众与传媒的关注,可以算作热点吧。(1)包括诺贝尔物理奖得主杨振宁教授在内的特邀大会报告;(2)六十多个由世界著名学者组织的专题研讨会;(3)面向公众的科学史演讲;(4)第一次世界范围内的青年科学史家奖;(5)爱因斯坦展览与“爱因斯坦日”纪念活动;(6)纪念郑和航海600周年;(7)围绕世界物理年和中国科技文明的图片、录影等;(8)DHS代表大会和IAHS成员大会;(9)关于“全球化与多样性”的北京宣言。此外,我们还想在会期筹办一个科学史图书展,但要看出版商报名的情况而定,如果报名人太少就以其他形式代替。还有一些活动也在筹备中,如某些专业或国别色彩的招待会等。

  万:大会报告都有些什么人,讲什么内容?

  刘:杨振宁先生的报告紧接开幕式,题目是《爱因斯坦:机会与洞察力》,据说将针对爱因斯坦获得成功的种种因素进行分析;之后将是本届大会程序委员会主席葛诺伯的《数学常青——古代、文艺复兴和近代数学》。其他几个大会报告分别是:S. M. RazaullahAnsari(印度)——伊斯兰精密科学对印度及其邻国的传播和影响; C. Cullen(古克礼,英国)——《移动科学史的构造板块:对李约工作的若干反思》; P。Galison(美国)——《相对论的杀手》;K.S.Ismael(伊拉克)——《数字系统在古代伊拉克的发展》;E.F.Keller(美国)——《科学词汇的全球化是否需要付出代价?》;孙小淳(中国)——《自然在古代中国的道德和政治意义》。可以看出来,论域既包括传统的科学史题材,也有现代甚至后现代的内容;同时我们在邀请报告人时,也充分考虑了学术背景、文化传统、地区、性别和年龄等因素的平衡,可以说体现了尊重多样性的原则。

  万:能否透露一下公众演讲的内容。

  刘:去年在柏林,我遇见了曾担任《爱因斯坦全集》主编的波士顿大学教授John Stachel,一个很幽默的美籍犹太人,他说我们不能只在会场讲,应该利用大会向公众宣传;我说那你就带头吧,结果他很高兴地接受了,7月26日“爱因斯坦日”那天晚上在北大演讲《神话背后的爱因斯坦》。另一场公开演讲将由担任美国基因基金会主席的K.R.Dronamraju给出,讲题是《从历史看生命科学的全球化与多样性》;这位演讲人出生于印度,后来成为著名遗传学家霍尔登(J.B.S.Haldane)的学生并移居英美,同20世纪活跃在生命科学领域的许多重要人物都有学术交往,他的演讲将委托北大医学部安排。此外,清华大学的同事们将组织一个有关爱因斯坦的特别论坛,其中也有很多明星出场,是大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万:刚才提到了爱因斯坦日,可否介绍一下。

  刘:今年是爱因斯坦“奇迹年”的100周年,世界上许多地方都在举行纪念活动,中国科技史学会也将纪念活动作为今年学会工作的一个重点。现在我的同事方在庆博士领导的小组正在紧张地工作,甚至“五一”长假都不回家,以便在5月中旬的全国科普周期间推出面向公众的爱因斯坦图片展,展场设在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按照我们的计划,还准备同德国马普学会科学史研究所合作,在大会期间推出一个学术版的爱因斯坦展,现在德方的版权迟迟没有谈下来;不管结果怎样,这个展览还是要办,地点则设在中国科技馆,爱因斯坦是全人类的遗产,不属于哪一个特定的民族和哪一家特别的机构。此外,除了杨振宁、Peter Galison和John Stachel的报告外,会上将安排两个关于爱因斯坦的专题研讨会:一个由马普科学史研究所所长Juergen Renn与法国南锡大学庞加莱中心的Gerhard Heinzmann共同组织;另一个是由现任爱因斯坦文献中心负责人的加州理工学院的Di-ana Buchwald、专门研究爱因斯坦相对论在中国传播的胡大年博士(现供职纽约市立大学),以及清华大学的同事们共同组织的特别论坛。

  万:除了大会报告与公众演讲外,其他还有什么学术活动?

  刘:大会的学术活动由大会报告(Plenary lec-tures)、专题研讨会(symposia)、科学小组(scientificsections)和大字报(poster)四部分组成。大会的主体是六十多个由著名学者发起组织的专题研讨会,每个专题需由至少两位不同国籍的学者来共同组织,成员八至十来个不等。个人提交的论文则按其内容由组织者分派到不同的科学小组中。现在最后的节目单还没有出来,但我们已对接受的六十多个专题编了号,专题名称、组织者等信息都可在网上找到。专题同分组的最大不同就是前者集中于具体的热点话题,可以说是ICHS的骨架。如DHS现任秘书长、墨西哥J.J.Saldana与英国P.Harper组织的《科学史在线:新可能与新挑战》(SC2),将涉及网络时代科学史面临的机会和问题;法国科研中心詹嘉玲(C.Jami)与科学史研究所韩琦组织的《路易十四与康熙时代的科学》(SC4),适逢中法文化年的收尾阶段,届时将安排在故宫博物院举行;中科院数学所李文林和德国范达伦(B.von Dalen)等组织的《沿着丝绸之路》(SC13),得到著名数学家吴文俊教授的热情支持,这一主题显然受到吴先生捐设的“丝路天文数学基金”的影响;致力于女性科学家研究的几位学者组织了《女科学家在新学科中的开创性工作》(SC20),将通过对居里夫人、莉丝?迈特纳(L.Meitner)等人的研究,说明即使在核物理这样需要智力巨人的领域,女性可以干得同样出色(前年我在布拉格遇见这个群体的众多成员,她们对何泽慧院士的事迹极感兴趣,但不知道有关的材料就在她们致力发掘的那些档案之中);DHS前主席、印度B.V.Subbarayappa与法国J.Staune组织的《科学与宗教的对话:过去与现在》(S5),在某些科学判官眼里可能是个犯禁的题目,但我相信这种对话不但存在于过去与现在,而且对人类思考自己的未来不无裨益;由加拿大的卜鲁(G.Blue)与英国C.Chilvers等人组织的《1920-50年代科学家的政治参与》,将集中考察包括李约瑟在内的一些西方科学家的社会活动,对于理解当时左翼知识分子立场形成的原因进行探讨;新西兰Nie Jing-Bao与韩国宋相庸(Song Sang-yong)组织的《战时日本在中国的人体实验》,从史料、文化、政治与伦理四个方面对此议题进行考察。以上只是一些例子,有趣的专题不少,本人眼界有限无法一一列举。

  万:大会还有些什么特别的节目。

  刘:会议期间我们将安排一次市内旅游,主要选择一些有历史文化意义的景点参观游览,如故宫、科技馆、古观象台、大学校园等,纯粹的休闲旅游则交由专门的公司去办。我们还计划在主会场外设立“物理画廊”、“郑和航海画廊”,专辟房间放映有关的科学史录影带、VCD节目。一些专业委员会将会举行其传统节目,这些活动得到兄弟单位的大力支持,如数学史专业委员会(ICHM)的招待会拟在中国科技馆举行,技术史专业委员会(ICOHTEC)准备在北京理工大学搞一个爵士乐晚会,农业博物馆和北京天文台的同事也将举办专业领域的小型招待会。组委会还为代表安排了专场文艺演出。两次DHS代表大会及各专业委员会的工作会议安排在友谊宾馆,IAHS大会则在颐和园听鹂馆。

  万:前面提到“明星”与“热点”,可否再为我们介绍一些将莅会的知名学者。

  刘:国际科学史界的若干重要人物都表示了对本届大会的关注,如美国的Gerald Holton、Robert Co-hen、Martin Klein等,就多次通过不同渠道提供指导意见,但由于年龄或家庭方面的原因,后来都表示不克前来。尽管如此,在目前所见到的报名资料中,我们还是看到许多重要的角色,如以科学编史学方面的成就出名的丹麦科学史家Helge Kragh,以研究优生学历史与生命伦理出名的Daniel Kelves(美),以希腊科学与哲学研究的成就获勋爵称号的GeoffreyLloyd(英),以研究科学知识和认识论闻名的JohnPickstone(英),中世纪阿拉伯科学的权威RoshdiRashed(法),长期担任过ISIS主编的Margaret Ros-siter(美),李约瑟研究所前任所长何丙郁(Ho Peng-yoke,澳),李约瑟之后西方最重要的中国科技史专家席文(Nathan Sivin,美)、最重要的中国医学史专家文树德(Paul Unschuld,德),对多种古代文明天文学均有造诣的矢野道雄(Michio Yano,日),提出关于魏玛文化与量子力学关系之著名命题的Paul For-man(美),他与另一位知名的旅美学者曹天宇一道组织《科学的置换:2005~2050》(S7)专题研讨会;活跃的法国女科学史家和《九章算术》法文评译本的作者之一林力娜(Karine Chemla),著名的数学史家和《算经十书》英译计划的负责人道本周(Joseph Dauben,美),著名的物理学史家Valdimir Kirsanov (俄),著名的技术史专家Wolfgang Konig,DHS现任主席、奥图曼科学的专家Ekmeleddin Ihsanoglu (土),IAHS前院长、帕多瓦大学伽利略科学史讲习教授William Shea(法/加)等。总之,科学史界的明星云集,上面的名单中肯定会漏掉一些大鱼。北京大会将为中国的科技史家特别是该领域的青年学子创造一个同国际同行交流的机会,希望大家在会场结识更多的同行与朋友,也找到适合于自己的对话者与合作者。

  万:你们做了这么多安排,大会一定丰富多彩,在世界科学史活动中将竖起一座里程碑。会期临近,想必非常辛苦,我代表我们学报向您以及大会的所有筹备工作人员表示诚挚的敬意!

  刘:谢谢!操办这样一个大会的确需要很大的投入。人力问题不大,本所和兄弟单位将组织以研究生为主体的志愿人员,这是国外研究机构无法比拟的。但我们的经验不够,语言人才比较单一,这是不容忽视的弱点。此外,大会从官方渠道获得的资源比较少,而国际间的朋友对我们的期望值也高了些。科学史本来就是一项清贫的事业,为了支持遭遇经济困难国家的代表和有潜力的青年学者与会,我们以多种形式赞助了约200人,这也是ICHS的一个传统。预算缺额部分需靠自己的努力从海内外的非官方渠道争取,现在我们还在做最后的努力。无论如何,我们将动员一切力量,用有限的资源办好这次大会,夙兴夜寐,克尽厥职,以不辱国家使命。更重要的是,借这次大会的东风,全面提升中国科学技术史研究的水平。值此机会,我愿借贵刊一角,向所有关心、支持我们的领导、同事、海内外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最后我要补充一点,感谢广西民族学院对北京科学史大会的支持,祝你们的刊物越办越好。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黄兰红]

  作者简介:万辅彬(1942-),男,安徽繁昌人,广西民族学院原副院长、教授、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刘钝简介见封面学者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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