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祖宾/问,吴文俊/答)走近吴文俊院士——访谈录之四

2008年10月12日 23:37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吴文俊院士获得500万元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之后,年逾八旬的他还坚持奋斗在科学研究的第一线上。同时,他还从获得的奖金中拨出巨款设立科研基金,支持多个科研项目。他为祖国的科学发展继续做出自己的贡献。他说这是“还债”,是科学上的“债”,是对党和国家的“债”。他的这些举动体现了一位老科学家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对事业的不懈追求和对科学的无私奉献。吴院士认为,中国古代数学曾经有过辉煌的成就,曾经处于世界的巅峰,他呼吁:中国数学不仅要振兴,更要复兴!吴院士还对年轻的学者们提出了希望,希望他们在艰苦的科研工作中,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有开放的思想,有坚强的毅力,有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


黄祖宾与吴文俊院士(左)合影


  黄:吴院士,您好!2001年您和水稻专家袁隆平先生获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金500万元,举世瞩目。这不仅是你们个人的骄傲,也是全国科研工作者的骄傲。

  吴:重视科教兴国,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这是国家的一个重大战略。奖励科学技术工作者努力工作和对科学技术做出贡献,这是对科技工作者的鼓励和肯定。这次我获奖,我当然很高兴,同时,全国科技工作者也深受鼓舞。

  不管一个人做什么工作,都是在整个社会、国家的支持下完成的。我做科研这么多年来,有很多人帮助我,我数都数不过来。我们是踩在许多老师、朋友、整个社会的肩膀上再上去一截。我希望我们的数学研究事业能够一棒一棒地传下去。

  科学家需要党和政府对其科研的支持。党和国家对我科研工作的支持是非常及时的。70年代末,我开始从事数学机械化研究时,当时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国家科委,对我的这个研究给予了非常大的支持。科学研究的结果是不可预测的,有时候选题的判断可能不正确,有时候重大项目的成果可能需要长时间的检验,有一些人会走向偏执,但不能因不可预测就不给予支持,也不能因为会产生失败就停止支持。支持是多方面,有人给我时间,有人给我经费,有人还提供了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有人帮助我把研究成果发表。我想,当时如果没有党和国家对我的科研提供支持,我所从事的数学机械化的研究可能不会发展得那么快。现在也一样,科技部、中科院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对数学机械化的研究仍旧抱着一如既往的支持态度,而且支持的力度越来越大,比如设立专项经费推广“吴方法”。我说的这些都是有形的,至于那些无形的支持,就更是举不胜举。如果没有各方面的支持,我现在的一切成就可能都不会出现。

  科学家都是知道感恩的,知道用自己绵薄的力量回报党和祖国。我的年纪大了,各种各样的“债务”越来越多,我现在正忙于“还债”,我把自己毕生的力量献给祖国。有的“债务”一下子就能还清,有些事情必须花时间。

  黄:您说是“债务”,说明您的高度责任感和科学事业的不懈追求,也说明科学的魅力。

  吴:数学就有一种说不清的魅力,一旦上了道就恋恋不舍,不由自主地去爱好,不肯丢掉,从而从低级走向高级。数学事业不是一个人或几个人就可以做好的,它需要大家的共同努力。我不想当社会活动家,我是数学家、科学家,我最重要的工作是科研。我欠的“债”,是科学上的“债”是对党和国家的“债”。

  数学机械化目前仍然处于起步阶段,来日方长,需要大家的努力,尤其是要靠年轻一代。数学机械化一方面要推广应用,一方面要防止滥用,要避免盲目扩大化,避免一哄而上。有关研究应主要在数学界内部进行,在适当范围内扩大。

  黄:您从事那么多年的学术研究,一定遇到过不少难题,当您遇到学术难题时怎么办?

  吴:人不是一帆风顺的,哪有一个问题可以一帆风顺直截了当就解决的?都是要弯弯曲曲地经过许多曲折。每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打败仗了,搞不下去了,搁起来,过了一段时间,我想到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那么我再拿起来。但是,光把它放在一边是不行的。你要分析,我这次打败仗的原因在什么地方,为什么我做不下去了,难在什么地方?当然一时可能想不到怎么克服这个失败,就只好搁起来。过关没过,这个关是怎样一种关?你要冷静思考,冷静分析,知道之所以失败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没有通过的困难之点在什么地方或者因为我某些方面不了解,我去另外学一些东西,就有助于了解这个问题,或者有助于发现新的想法。那么过一段时间你有可能想到,原来通不过的,现在可以通过了。在失败中吸取教训,为下次的成功提供力量和经验。

  黄:20世纪50年代,您对代数拓扑学的研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您得出的基本的、创造性的成果将会继续影响好几代人,您和华罗庚、钱学森一起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到70年代,您为什么又要转到数学机械化新领域?

  吴:一方面,我不是为了得奖,我喜欢不断挑战自我,我希望对客观世界进行了解,不断探索新领域,不想在以前的功劳簿上躺着不动。另一方面,也源于两次偶然的机遇。一次是在无线电厂的劳动,一次是对中国古代数学的重新认识。“文革”间我在北京无线电一厂劳动,但这里并不做无线电,而是转向制造计算机,在这里我第一次了解了计算机,并感到了计算机的巨大威力,认为计算机是个了不起的工具。1974年我开始涉足中国古代数学史,渐渐地深入进去,对中国古代数学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就是贯穿中国古代算术的思想是机械化的思想,是非常符合现代化计算机的思想。这促使我想二者合一,解决一些数学问题。我开始选择了初等几何定理证明作为尝试。经过试验——失败——再试验的艰苦工作,机器证明定理终于取得了成功。

  黄:您一直非常推崇中国古代数学的成就,请您谈谈中国古代数学有哪些成就?

  吴:中国古代数学自成一体,不仅与西方理论是完全不同的思路,而且对现代数学很有启迪。1977年,我发表了《中国古代数学对世界文化的伟大贡献》,明确指出近代数学之所以能发展到今天,主要是靠中国(式)的数学而非希腊(式)的数学,决定数学历史发展进程的主要是靠中国(式)的数学而非希腊(式)的数学。1987年我发表了更加重要的《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引起了数学界的极大兴趣。这是对数学史正本清源的研究,使人们认识到中国古代数学曾有过辉煌成就。最早的几何学、最早的方程组、最古老的矩阵等等,翻开历史,中国曾经是一个数学的国度,中国数学在世界上的位置远比今天靠前。祖冲之、刘徽、《九章算术》、《周髀算经》、《四元玉鉴》等一批大家和著作,使中国数学曾经处于世界巅峰。正是由于这些辉煌,中国数学,不仅要振兴,更要复兴!

  实数系统这一方面我们比西方早了1500年,再一次证明了中国古代数学的辉煌。宋元之前我国的数学是非常发达的,我们当时的研究已经很接近现代数学中先进的理论了,但是很遗憾,由于宋、元时代,中国数学的发展中断,使中国总是与重大的数学发现擦肩而过。

  早在上古时代,中国就有着完美的10进位制,用以表达任意大的整数。不仅如此,中国的10进位制还具有独到的位值制,正是由于这种进位的位值制,为古代中国高度发展的计算机技术奠定了基础,铺平了道路。中国古算着重实际问题的解决,由此自然导致方程的问题,即现代意义下的多式方程求解问题,为了解这种问题,由简单到复杂,中国古算逐步引进了分数、负数、小数与无理数的概念,并给予了这种数的计算方法与规律。这实质上使中国早在公元3世纪时,就已完成了现代的所谓实数系统及其计算的方法与规律。多项式方程(组)的求解不但成为中国古算发展的核心,而且解决了各种应用问题。我们就应该继承和发扬先哲们的精神。

  黄:请您谈谈中国数学研究的现状。

  吴:我们独创的东西不多。开创一个领域,让全世界的人跟着你,这类东西不多。从华罗庚到陈景润,我国数学家做出了很多出色工作。20世纪80年代以后,从事计算数学的冯康在数学领域取得了世界公认的成就,那就是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的“哈密尔顿的辛几何算法”。

  冯康先生这样创造不仅要有一个、两个,还要有很多,才称得上世界数学大国。

  黄:您曾在法国留学5年,那里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都比国内优越得多,您为什么选择回国?后来您也有许多出国的机会,您为什么不离开?

  吴:一是国家需要,二是依恋祖国。每个人都有爱国之心,尤其是我们这些留洋的,盼望着学成回国为祖国做些事。原本我有很多出国的机会,那里也许科研环境更好,可要我这样离开祖国,我觉得“于心不忍,于理不合”,不能白吃人民小米!我不在乎国外给我的什么100万美金之类的奖,我在乎的是为中国数学做出点什么!

  黄:据说,您获得的500万元的大奖中,属于您个人的仅仅是很少的部分,绝大部分是用做科研基金,是这样的吗?

  吴:是的,其中50万元属个人所得,用于改善生活条件;450万元自主选题,用作科学研究经费。目前已经设立了两大基金,一个是数学机械化方法应用推广专项经费,启动资金120万元,50万元来自获奖经费,20万元由数学与系统科学院支持,中国科学院院长基金再匹配50万元。另外,用50万元作为启动经费,设立了“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用于鼓励并资助年轻学者从事有关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数学与天文交流的研究。为进一步推广使用“吴方法”就是数学机械化方法,过去几年里,基金已经支持大连理工大学、吉林大学等单位的多个应用项目,项目平均经费5万到6万元。这些项目包括航天领域的数学问题、机器人的结构、电力系统的应用等,还有一方面是“吴方法”软件的开发,部分支持出版《数学机械化》丛书,举办一系列的“吴方法”讲座,面向全国数学系的研究生。今后还要设立一些与数学有关的基金。

  黄:您为什么愿意拿出这么多经费来开设“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

  吴:这是一项有鲜明特色和深远意义的研究计划。目前中国数学研究水平总体落后于西方国家。但是,在中世纪欧洲处于文化“黑暗时期”时,中国古代数学曾领先于世界。从公元前两世纪到公元十二三世纪,中国科技明显高于西方,虽然许多数学成果湮灭在历史尘埃之中,但一部分重要成果沿丝绸之路流传到中亚各国并进而传播至欧洲,促成了东西文化的结合与近代科学的孕育。澄清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特别是沿丝绸之路数学与天文交流的情况,对于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数学与天文遗产,探明近代数学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这方面的研究以往由于语言和经费等困难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因此,我要拨出50万元设立“数学与天文丝路基金”,用于鼓励并资助年轻学者研究古代中国与世界进行数学交流的历史,揭示部分东方数学成果如何从中国经“丝绸之路”传往欧洲之谜。

  黄:这样说来,丝路基金设立的意义的确重大。

  吴:当前世界科技界对中国数学的认识存在很多偏见,很多人只看到中国数学落后的一面。澄清古代中国与亚洲各国的交流情况,对进一步发掘中国古代数学遗产,探明近代科学的源流,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更可以鼓舞中国人在数学研究上的自信心和发愤图强的勇气。

  这项工作需要有勇气和牺牲精神的年轻人来做, 因为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的发掘数学遗产工作最终完全有可能一无所获。此外,这些人在专业知识的基础上,还要掌握阿拉伯语、波斯语等中亚国家的语种,能够查阅第一手资料。这方面的研究以往由于语言和经费等困难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开展,而推动这方面的研究也是我多年来的一个夙愿。因此自己拿出这笔钱,只是对这些有志者的一点微薄鼓励。

  黄:最后,请您对年轻一代的科技工作者提出指导性建议。

  吴:思想活跃,吸收新鲜事物快,这些都是年轻人优点,我就比不上了。不过,年轻人要注意的是要老老实实干事,要有严谨的科学态度。我自己走上这条道路也是经过了许多磕磕碰碰,有时都糊涂了,一发现不对头就退回来再前进,这要下苦功的,准备好吃苦头,摔跟头吧。

  年轻人思想不妨开放点,不要局限在某个方面。我也有两次因为动荡而完全搞不了数学研究,一次在抗战,一次在“文革”。有时候我还自嘲那是我的两次“思想大解放”,不搞数学研究了,我反而有更多时间注意其他方面的知识,现在我也很注意多方面吸收知识,年轻人眼界也要开阔些。

  科研工作是艰苦的工作,年轻人要有毅力,要有献身精神。干扰总是有的,但要以事业为重,尽可能排除杂念,排出自己内心的干扰和外界的干扰。当前,科技界有一种急躁的情绪,有些人把获奖看得过重。现以我们更应该提倡踏实作风和埋头苦干的精神,有了这种精神,其实获奖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年轻的科学家更应该注意这点,搞科研不是为了拿奖,如果他们的目的在于此,我看,他们永远都拿不了奖。

  创新是科学的生命。我不希望中国科学家像一些欧美科学家那样“早熟早衰”,取得成绩就不见了哪行?只要活着就要创新!科研要不怕失败,成功也不该成为前进的包袱。几年前,我曾公布了一项世界重大课题的研究成果,但事实证明该结果不正确,但这没有关系,不能怕打败仗,关键要勇于反败为胜。因为打败仗比没打仗多了许多宝贵经验。创新不是年轻人的专利,但年轻人是创新的主体。我虽已年逾八旬,但却愿与年轻人一道,开拓创新,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奋斗终生。

  黄:谢谢吴院士,谢谢您对我们学报的支持!

   [责任编辑 姚兴东]
  [责任校对 苏 琴]

  作者简介:黄祖宾(1966-),男(壮族),广西凤山人,广西民族学院学报编辑部副编审,本刊执行主编;吴文俊(1919-),男,上海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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