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辅彬/问,李迪/答)走进少数民族科技史——访谈录之三

2008年10月12日 22:01 秦景良 点击:[]

摘 要:1956年,为了支援边疆,李迪先生从当时的东北师范大学调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任教。到了内蒙古以后,他自然地想到了蒙古民族在古代的科技成就问题,于是把蒙古族科技史研究选作固定课题。就这样,一直沿着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之路走了近50年。李迪先生认为,搞科技史研究没有什么诀窍和捷径,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归纳成 “专”、 “恒”、 “勤”三个字。少数民族科技史要研究的内容很多,李先生将其归纳为三个大方向:第一,民族科技文献研究;第二,科技考古研究;第三,民族传统工艺研究。

  万:2002年您被评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在中国获此殊荣者为数不多,首先向您表示祝贺。

  李:对您的祝贺表示衷心谢意。据我所知目前全世界有院士约120人,通讯院士约180人,共约300人,出缺以后才能补充,所以补充当选需有名额才行。我国现在有院士2人(席泽宗、刘钝)、通讯院士3人(潘吉星、李迪和台湾的洪万生)。从该院在法国巴黎19世纪20年代成立以来,当选的中国人约10人左右。我觉得我是不够格的。

  李:我于1954年毕业于长春东北师范大学数学系。当时注意到老师们大都从事科学研究,邻近的东北人民大学(今吉林大学前身)的科研更盛。在此情况下,自己觉得也应当搞点科研。搞什么呢?纯数学我有一定兴趣,但是感到基础不够,很犹豫。正在此时于长春一书店买到一本李俨先生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算学史》,翻阅之后,引起我的注意,可以研究数学史。还有,我本人很长时期就对文科和理科(特别是天文学)感兴趣,正是研究数学史所必需的前提条件,就这样定下了数学史方向。这是1954年毕业后的事情,从那时起到现在恰好是半个世纪。当时想拜一位老师,可是身边没有研究数学史的人,于是想到李俨先生,拜他为师最为合适。设法打听他的住址,他在老远的兰州,在陇海铁路工作,我大胆写了一封求教信。出乎意料的是很快收到他的回信,主要是鼓励我研究中国数学史。我自然十分高兴,于是便坚定了研究数学史的信心。从此,我和他通过好多信,每次他都很快回信,他好像是从桌上拿到一块什么纸就写,明确答复我所提出的有关问题。我开始借几本古代数学书学习,写了二三篇小文章在内部刊物上发表,这时在《数学通报》上连续发表了杜石然的两篇文章,更加引起我的兴趣。李俨先生新出版著作陆续寄到我手中,如《中算中论丛》等,一直珍藏到现在,更是我学习的宝书。1955年5月号《数学通报》上同时发表两篇关于作者为谁的文章,一篇说是刘徽,一篇说是祖冲之,针锋相对。我经过认真学习和研究,认为是祖冲之的结果,但我所用方法与前文不同,写了一篇文章寄给《数学通报》,很快于11月号发表,这是我第一篇在全国发表的文章,不久在苏联《数学文摘》上做了较详细的报道。

  1956年是我前进道路上带有转折性的一年。东北师范大学一下子要调出大批教师支援边疆,没有二话可说。这年8月,我和结婚不久的妻子刘凤荣(当时是中学教师)到内蒙古师范学院(今内蒙古师大前身)报到。我在数学系任教,她在物理系当实验员。这年又有二件事与我有关,第一件拜见了李俨先生和关肇直先生。这时中国科学院在近代史研究所设立一个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身),把李俨先生从兰州调来担任室主任。关肇直先生在中国科学院数学研究所工作。我利用这个机会,先后对他们进行了拜访,得到他们当面的教诲,受益匪浅。在京期间,购得了《行素轩算稿》等一批古算书。

  第二件是从《科学通报》上读到关于英国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二两卷出版的介绍。以前我研究中国科学史只是出于个人兴趣,没有任何大的想法,看了介绍后增加了我的责任感,首先是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领域内有很多创造;其次是中国人应当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也是从这时才知道李约瑟其名。

  内蒙古师范学院各方面的条件,无法与东北师范大学相比,特别是研究气氛和图书资料。这促使我自力更生,从各方面购买线装古籍,抄写卡片,逐渐成为一个小小藏书家。

  万:后来您为什么对少数民族科技史有兴趣。

  李:我既确定了科技史(特别是中国科技史)研究方向,又来到了内蒙古自治区教学,很自然的想到蒙古民族在古代的科技成就问题,于是把蒙古族科技史研究选作一个固定课题。首先从数学史的角度开始研究明安图(1692?—1764),前人李俨、严敦杰都研究过,有成果发表,给了我前进的另一条路。从此我就注意寻找这方面的资料,但是关于明安图的族别,清代有不同说法,有的说是蒙古族,有的说是满族,把我弄糊涂了,于1960年以"少数民族"的说法发表了一篇长文,说明安图是满族。不久,内蒙古大学史筠先生发表文章说是蒙古族而不是满族,并且从中央档案馆查到有关资料作为佐证,认为始作俑者是清代的阮元,是他把与同时代同机构工作的满族明安图混淆了。由此,知道自己的说法上了阮元的当,沿着史筠的方式于1964年暑假也去中央档案馆查阅资料,而且有些新内容,都说明安图是蒙古正白旗人,于是我确信明安图是蒙古族而不是满族。这样,就一直沿着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之路走下去了。

  万: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有什么意义?

  李:这种研究有重大意义,我一开始并没有明确认识,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时间推移,逐渐有了一些较深入的理解。浅层次的理解,认为中国是一多民族国家,中国科技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如前述之明安图等。而更深层次的理解则是每个长期存在于社会的民族都绝对离不开物质,他们的衣、食、住等哪一方面能离开物质?早期的运输可以通过手提、肩扛,可是运量极小,若要代替人的劳动就需要运输工具,自然也离不开物质解决。每个民族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必须要认识和获取物质和利用物质的方法,把某些物质制造成有用的工具,这就有了技术和科学。少数民族也不例外。由于各民族所处地域和习惯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和独立性。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多元一体,每个民族都为创造灿烂的中华民族科技文化作出了贡献。对于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从某种意义来说是对李约瑟工作的补充和发展。

  万: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能在全国铺开并走向世界,您做出了很大贡献,您是如何推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工作的开展的?

  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目前除汉族外有55个少数民族,前面已经说过,他们都有自己的成就。就我本人来说,力量极其薄单而有限,需要更多的人,特别是各少数民族的人参与进来,大家一起研究。实际上,各有优势,能发挥更大更全面的作用。

  我本人在一些方面多少起一点组织作用,例如组建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会,现在是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中最活跃的一个分会,发动大家来一起开展工作,各民族研究者都很积极。有了这个组织,更得到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已步入健康发展的轨道。其重要标志是从1992年起每两年召开一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到2004年已开过7次,这之前还召开过3次全国会议。此外研究会还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此前我还出版过《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连续出版物,还出版了不少专著,等等,逐渐成为国内国际人们热心研究的领域。

  万:这些年,您在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方面取得了哪些重大成果。

  李:工作是做了一些,重大成果还谈不上。到现在为止,共发表论文50余篇,著作3本,主编著作及论文集共15本。其中以蒙古族科技史为主,同时涉及到满族、藏族、回族、古代的契丹、西夏等,理论研究与综合研究占较大比例,如少数民族科技史的研究范畴、与旅游的关系、研究的难点等等。挖掘出一些新史料,如明安图史料、札马鲁丁史料、西夏宇宙观与气象学史料,以及对《蒙古秘史》资料等等研究,较系统而全面的研究了明安图、《康熙几暇格物编》以及元朝蒙古统治者忽必烈等的对科技发展的贡献,其中对天文仪器的制造、地理与地图学、水利工程等都是特别突出的工作,有些(主要是前二项)是新挖掘出来的史料。这也算是我的一些成果吧。

  万:科技史是贵校的第一个重点学科,也是内蒙古自治区的重点学科,您为该学科建设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做出了重要贡献。请您谈谈贵校科技史的特色和优势。

  李:科技史不是我校“第一个重点学科”,而是第一批,当时我校有4个学科,科学史为其中之一。这是学校和我所在数学系重视的结果。从1983年我校科学史研究所成立和1986年成为重点学科以来20年的发展,一直到2001年扩建为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3年来,科技史学科得到很快很大的发展。我校科技史的特色,已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是数学史、少数民族科技史、天文学史、北方民族传统工艺、朝鲜科技史、数学文化与教育史、中外科技交流史等。若说优势自然是来自上述这些领域,其中关于明安图研究、组合数学史研究、中国古代天文仪器研究、竹简历算研究、中国古算书目及版本研究等都在国内,有的在国际占有优势。进一步的发展,将在北方民族传统工艺、数学文化与教育史、亚洲数学与天文学史等进行较多的工作,争取形成优势研究方向。已形成的优势方向也有逐渐衰落的可能,世界上没有永远不变的东西。

  万:请您谈谈您在科技史上治学经验和研究方法。

  李:我觉得没有什么有价值的治学经验,仅是平淡地走过了50年。在这50年中,我未发现有什么搞科技史的诀窍和捷径,只能一步一步地向前走,还要尽量避免走弯路、冤枉路。在10年前我对自己的40年路程做过一次小结,归纳成专、恒、勤三个字,说起来很容易,真正做起来却很难。首先是“恒”字要执着,一干就是几十年,一辈子不动摇。最难的还是 “专”字,第一个不能见异思迁、跟着“热门”跑,人生有限,改变几次很可能把时间白白浪费掉,无可挽回。我的意思不是不可以改换方向,而是应慎重,要有理性的改变。第二个是旁边甚至是同行吹来的闲言碎语,有时很不好听,却很难阻挡住,我听过多次,都顶“过”去了,最主要的是自己要有正确认识,看准了自己所从事的科技史研究有现实意义,本身有自己的尖端。我有一个研究生到一个单位教数学史,他听到学生“那玩艺儿好教,谁都能,是吗?”的疑问,就把摘录的中国古代数学文献印成一大本,交给那个学生学习,那个学生看也看不懂,再也不随便说了。

  在研究中国科技史方面,要有正确观点,如挖掘“中国世界第一”,在解放初期还可以,但不能永远“挖”个没完,哪有那么多世界第一?当然研究中遇到了“第一”我也很高兴,而不是把这做为目的或唯一目的。而应当从更大的方面探讨科技发展规律,总结经验教训。

  根据这种情况,我认为应从“大科学史”的角度研究科技史,把与科技史相关的问题合在一起研究,才有可能找出规律性。因此,我不同意“内史”"和“外史”的分法。

  这里还要注意微观研究,也就是对具体问题的研究,不做微观研究就进行宏观研究,很危险,很可能被一个微观例子推翻。

  在研究方法方面,我也是苦干吧,就是前面提到的“勤”,相信华罗庚所说的“勤能补拙”这句话。我不比他人聪明,只是勤奋一点,取得某些成绩。我主张在科技史研究中,应当像其他学科那样,有自身的概念才行。例如“成果密度”、“知识积聚”等,要在今后的研究中发展。

  万:您认为少数民族科技史今后应如何发展。

  李:少数民族科技史是一个很大的研究领域,应当研究的内容特别多。如果归纳一下可有以下几个大的方向:第一,民族科技文献研究,这类文献相当多,蒙文、满文、西夏文、藏文、彝文、维文、朝文、傣文等等,包涵丰富的科技史内容。 非专业科技书籍中也有科技内容,不应放过。第二,通过考古研究少数民族科技史,在考古发掘中涉及大量科技内容,越是早期相关内容越多,有时可以说都是,就是一件饰物都有制作工艺技术问题。第三,民族传统工艺,更需要研究,而且极其广泛,也涉及相当多的技术领域。要做好这件工作,研究者应当进行社会调查,很多传统工艺技术只有到民族聚居区才能真正了解到。

  要做好这三个方面的工作,首要的是人才问题,需要的量较大,必须着手人才培养。要建立民俗保护区和民俗博物馆,当前应大力加强有关文物的保护工作,不要遭到不应有的毁坏和流失。

  这是今后应当做的具体工作,结合前面所讲的3个大的研究方向,可以说前景广阔,有美好的发展前途。

  万:请您对晚辈们治学提出指导性意见。

  李:说实话,像我这样七十多岁的人应当向青年人学习,他们是我的老师,很多东西他们都走在我的前面。我想讲一点一般性意见,治学要踏踏实实,要自己亲自查阅资料,别人的东西要好好学习,不能把他人的研究成果从计算机下载收入自己的论著。要时刻注意学术道德;不应随大流跑,自己应有主见;是为研究科技史还是为了获取名利;科技史可以吃饭或吃一生,但不一定能发大财(不是不可能),但出发点要摆正,是学术还是金钱,有时不可兼得。

  万: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和对我们学报的支持。

   [责任编辑 黄祖宾]   
[责任校对 苏 琴]

  作者简介:万辅彬(1942-),男,安徽繁昌人,广西民族学院原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学报(自然科学版)主编,中国科技史学会理事;李迪(1927-),男,吉林长春人,国际科技史研究院通讯院士,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史与科技管理系教授、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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